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容柯】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犬与鬼》 *************** *《犬与鬼》第一部分 *************** 　　20世纪50年代，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日本，但它们失控了。由于就职于毫无公众监管的部门，很快就变成“自动控制仪”。要想预算不变、又能中饱私囊，这些官员就只好上马更多项目。今天，几乎没有一座山腰不是由碍眼的水泥建筑所支撑；大型水坝蓄满了根本就不用的水和电。这些建筑耗资巨大，其中约50%的预算都系借贷，这使得日本的国家债务在发达国家里跃升为首位。 --------------- 《犬与鬼》中文版序(1) --------------- 　　世界上存在着两个日本，一个是我们很熟悉的日本，该日本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优良的发展模式”，甚至那些对日本在国际上的作用持强烈批评态度的人也深信日本在国内还是相当成功的。 　　但是，还存在着另一个日本，一个真正的日本。这个日本在技术和文化方面已经落后，国际社会也因此避开它，转而去示好它的东亚邻国。该日本在建造令人瞩目的现代城市或为公民提供设计合理、管理有序的设施（如医院、学校、博物馆和动物园等）方面乏善可陈，其政府管理不善的金融体制导致了日本15年的崩溃（今天的日本仍然在这崩溃中挣扎），这一崩溃构成了世界史上最大的财富流失。简言之，日本非但不是我们一直所认为的现代的成功，在有些方面不啻为当代的失败。 　　造成这种局面由来已久，只不过迹象显示缓慢，因为使日本今日滞后的很多原因正是它一度成功的源泉。教育人们缄默的教育体制在以制造业为基础的旧经济中对于培训“公司武士”无疑很好，却无法产生适应软件和知识产业的创造型企业家。同样，允许官员接受甚至鼓励做假账的不透明的金融体制，尽管在二战后的头几十年里很受用，却最终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的崩溃。 　　更为严重的是，20世纪50年代，日本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水坝、防止水土流失工程等，早期，这些建设有利于日本，但是它们失控了。中央政府的官僚由于就职于毫无公众监管的部门，很快就变成“自动控制仪”。要想预算不变、又能中饱私囊，这些官员就只好上马更多的项目。他们就这么做了。今天，几乎没有一座山腰不是由碍眼的水泥建筑所支撑；大型水坝蓄满了根本就不用的水和电；壮观的大桥连接着荒无人烟的岛屿。这些建筑耗资巨大，其中约50%的预算都系借贷，这使得日本的国家债务在发达国家里跃升为首位。 　　中国读者在阅读日本所面临的困境时也许会觉得schadenfreude,这是一个德文词，意即“幸灾乐祸”。但是中国读者应该小心，这不是日本人所说的“taigannokaji”，即事不关己的“隔岸观火”，事实上，日本今天的现实有许多可供中国借鉴。日本的诟病在发展中的亚洲司空见惯，以中国尤甚。中国应该庆幸日本在亚洲率先走了现代之路，因而，可以提供足够的教训。 　　具体地说，建筑（水坝、道路、超高速公路、河道、桥梁、防土流失工程、机场、工业园区等）既是福也是祸，它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常见综合症。建设初期，这些大型工程是福，投资带来众多的好处，短期内它能很快刺激经济；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给当地带来了资金和效率，它也成为决策者引以为傲的资本。 　　问题是建筑也会如海洛因一样成为毒品，官僚、政客、当地居民会依赖它，渐渐就上瘾。这就是日本今天的现实。对当地政府来说，建筑利润丰厚，所以他们会忽略真正该做的事情，如投资学校、医院等，而中央政府继续这些建设会极大地破坏环境，使国家深陷债务，自然风光也因这些了无生气的设施受到损坏。 　　中国现行的官员考核制度使官员们有足够的动力去聚焦大型建筑项目。而且，考虑到这些工程所带来的资金和收入，当地居民都欢迎它们而无论这些工程是否必要。因此，很显然目前存在着建筑失控的危险。 　　但是，建筑只是我们能从日本学到教训的一个领域，金融、信息管理、教育、文化遗产的保存等等都是日本今天正在面临的问题，类似的问题也一定会在未来困扰中国。 　　如果说在与日本相比较的过程中中国还能发现希望的话，这种希望存在于一件很简单的东西：变革的能力。日本深陷困境就在于无人负责，公众和政党将政府交给了官僚，而世界各地的官僚只会年复一年地重复过去的做法，所以，在20世纪末，日本延续的仍是50年代的道路。随着时间流逝，日本的麻烦不断增加。但中国由于其内在的体制似乎有较强的能力来形成巨大有力的变革。 　　其实日本一直在变化，尽管这些变化有些缓慢。《犬与鬼》中所描述的问题相当严重，以至2001年后小泉政府着手进行了改革。但是保守势力如此顽固，政府只得强迫银行处理坏帐，重组造成浪费和腐败的高速公路公司。土木工程项目与90年代末最兴盛时相比降低了20%多。 　　小泉最近再次赢得大选，邮政储蓄私有化的政纲为其增色不少。外界不能理解这件事何以重要，实际上正是邮政储蓄为官僚的种种不当或亏损工程提供了资金。 　　与此同时，2006年初日本经济终于回复，房地产市场、股价、国民生产总值15年来首次平稳回升，但日本的变化可以用一个关键词“慢”来形容。小泉的邮政储蓄私有化在未来要花十年的时间完成；即使削减了20%，坏滞的工程在规模上仍比其他发达国家高出10倍多；由于小泉政府不能遏减膨胀的政府预算，国债仍在急剧上升。总之，日本的问题并未因国民生产总值上升了几个百分点就奇迹般地消失。 　　1703年，日本江户（东京的前身）发生了47名浪人为主君复仇杀死官员的事件，这些浪人因主君受辱自尽而遭贬，后来，他们杀死当时的负责官员，为切腹自尽的主君报了仇。他们的故事被编成了著名的歌舞伎《假名手本忠臣藏》，在该剧中，虽然人物的名字都已改掉，时代也放到了十四世纪，但是，现代日本公众当然都清楚这部看似讲述遥远历史的歌舞伎实际上讲述的就是他们自己。 // --------------- 《犬与鬼》中文版序(2) --------------- 　　同样，《犬与鬼》也是一种《忠臣藏》。它讲述的是日本，使读者能洞察日本现实，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说，它讲述的有可能就是未来的中国。 // --------------- 第一章国土：大兴土木的国家(1) --------------- 　　现在，提到日本，大家看到的说起的往往是日本的各大实力银行和众多令人眼亮的出口产品。从长期发展来看，短短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两、三个百分点的微小下降或银行的蹒跚停滞不前，对日本这样一个健康富足的国家来说，能够形成真正致命的打击吗？杜甫呤曰：“国破山河在”。远在银行还没有出现的很久很久以前，一个由上千个岛屿串簇而成的绿色群岛就诞生了。在那里，翠绿的山涧清泉从青苔覆盖的石崖跌落，洒下串串欢歌，银色的波浪拍打着成串的海湾和奇石罗列的半岛，激溅出粒粒碎玉。正是这神奇美丽的大自然滋养了构成日本传统文化的一切，如俳句、盆景、插花、屏绘、茶道乃至禅。日本民族自古以来所信仰的神道教，其形成与核心正是源自内心深处对大地的崇敬，视山川草木为神圣的神居之地。从这层意义而言，在探讨今日日本之时，有必要暂且放下经济，先来看看日本国土的现状。 　　举目日本的大地，可能会愕然发现扑面而来的竟是这样一个恐怕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国土景观。这对于那些仅从印刷着京都寺庙和富士山等美景的精美旅行小册子来了解日本的读者而言，可能会大吃一惊。山坡上丰茂多姿的原始天然林被清伐，代之以衫柏构成的齐整化一的人工经济林，河流被堤坝化，海岸也被混凝土所覆盖，丘陵被夷平，成为填湾筑港大建人工岛的填料，无用的林道蜘蛛网般缠绕盘锁着山地，昔日美丽的乡村与小岛已沉没于工业污染和废弃物的汪洋。这一切，正是当地居民和确实到过日本的旅行者所面对的真实情景。 　　当然，放眼世界，近代以来，此情此景可能亦曾在其他许多国家出现。但无论怎么比较，日本的情况都远远地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在这里的确存在着有别于任何其他国家，令人无法至信而又难以捉摸的东西。国家看似正在繁荣发展，山川大地却正处于致命的威胁之中，现状岌岌可危。它们的命运取决于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迄今为止几乎被所有国外媒体所忽略了的故事。 　　极度深寒 　　恐怖小说作家H.P.Lovercraft在一部以新英格兰一个令人悚然的小村庄为背景的小说的题头写到：“目睹如此毛骨悚然的情景，无人不因极度深寒而颤栗？”对于一个寻求Lovercraft式的极度深寒之恐惧感的现代旅行爱好者而言，最好的选择莫过于日本乡村之旅。 　　过去的五十多年里，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日本已彻底地改变了其自然环境，这种改变的深刻程度是任何未曾身临其境的人所难以想象和无法置信的。1996年春，应日本学会之邀，原“MacNeil/Lehrer新闻时间”的新闻报道员之一，已退休的RobertMacNeil对日本做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随后，在为纽约日本学会所做的演讲中，MacNeil对自己在日本之所见深表“迷惑”，“从广岛到东京的800多公里，沿途视野范围内，杂乱无章、缺少规划、充满了实用主义色彩、令人难以忍受的混乱景象从眼前向远方蔓延，隧道随时随地肆意地扑面而来，令人猝不及防，无法置信的单调枯燥景象令人心情沮丧……”。 　　“改天”不易，那就“换地”。举国上下，无论男女，都在大干快上地进行“换地”之“建设”，要让国土“旧貌”彻底“换新颜”。仅一米来宽的山涧溪流也被砌入了混凝土护岸所固守的十多米宽的人工深槽中；为了修筑山地林道，整个山坡都被热火朝天的爆破工程而开膛破肚。土木工程师们不仅改造加固了河岸，更将河床底部也完全用混凝土封闭，将整个河床彻底砌入了U型的混凝土深槽，使天然的河流“人工渠道化”，完全改变并束缚了整条河流。全国的113条主要河流中，仅有3条目前暂时“漏网”。国土交通省河川局已成功地在百余条河川上修筑了大大小小的堤坝，甚或改变了其天然流路。就这方面而言，是与任何其他工业发达国家所截然不同的。以美国为例，由于日渐意识到河流水坝所造成的严重的环境影响和高额的环境代价，美国原则上已停止建设任何新的水坝。不仅如此，自上世纪末以来，已开始逐步撤除多年前由美国军方工程部门所修筑的一系列水坝。自1990年起，美国已有70多座超大型水坝被摧毁，还有更多的水坝已被列入了爆破计划。与此同时，已建有2800多座大小水坝的日本，其建设部仍在加紧步伐，计划新增修建500座水坝。 　　这股建设热潮到底给小山村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让我们到祖谷进行一次小小的旅行吧。这是一个日本各地随处都可以看到的大山深处的普通小山村，位于在日本南部海岛四国的中部，是日本传说中的三大秘境之一。70年代，这里仍被绿色的丛山和幽深的峡谷所封闭，与世隔绝，恰似传说中的“世外桃源”。1971年，我在这里买下一幢覆盖着稻草屋顶的古旧的传统日式农居时，当地人都认为这里太闭塞，称其为日本的“西藏”。当时，当地居民主要以种植荞麦、烟草和烧炭以及从事传统的林业生产而谋生。 　　30年后，年轻人纷纷逃离了深山中的祖谷，涌向繁华的大城市，当地的传统农业因缺少必要的劳动力而衰退了。雄伟的山脉和秀丽的峡谷所构成的壮美的自然景观，以及可以追溯至十二世纪国内战争的浪漫历史，凭借这些有形的和无形的丰富的资源，80年代，祖谷曾有过以发展旅游休闲业重新复苏当地经济的绝佳的黄金时机。然而，正如日本全国各地不断上演着的情景一样，祖谷错失了利用自身优势，开发潜在资源的机会。由于政策导向，为活跃和推动地方经济，政府出资支持地方大兴土木，大搞基本建设。一夜之间，钞票潮水般涌向了这个小山村，用于支持水坝的修筑和道路的建设。自60年代开始，就政策导向性文件上的这么轻轻的一笔，便抹去了任何其他的产业。一批批的基本建设资金涌入了祖谷，到1997年，我的邻居都变成了建筑工人。 // --------------- 第一章国土：大兴土木的国家(2) --------------- 　　不只是外国人，许多日本人也同样非常憧憬浪漫而迷人的传统的日本乡村生活。驾车穿过一片片古朴的乡村居舍，用镜头不断捕捉美丽而生机勃勃的稻田景色，充满大脑的是想象中的悠长闲适的乡村田园生活景象。从播种开始，到收获结束，一步一环，紧紧追随着季节的变化，既有紧张的春播秋收，也有闲适的夏伏冬寒，或张或驰，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再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够如此深切地体会季节变换之脉搏。然而，走进今日的日本乡村，很快就会发现，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手持铁锄的传统日本农家形象今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硬梆梆的安全帽和搅拌水泥的铁锹所武装起来的“建筑工人”。1972年，我的邻居Omo大婶每日或采茶、或种植土豆、玉米、黄瓜、或采桑养蚕，沿续着传统的田园生活。2000年，她每天戴着安全帽骑着小轻骑到建筑工地，为加工混凝土做金属框架。农田被彻底地荒废了。在祖谷，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去向任何人打听：“你从事哪一行？”，所有的人都以“土木”（基本建设）为生。 　　目前进入祖谷的资金中，90%以上来自于国土交通和农林水产两大政府部门所支持的道路和水坝建设项目。这也就意味着环境问题还根本得不到考虑和重视，祖谷已经陷入了道路和水坝建设的“中毒症”。如果停止这些项目的建设，Omo大婶和同她一样的许多已成为“建筑工人”的村民们就会失业。如果混凝土不再日以继夜地不断流向大地，整个乡村就会彻底地步入死亡。 　　建设中毒 　　正如AlanBooth在其《国家支持下的暴力主义》中所写到的，日本乡村的荒芜不是偶然的结果，或仅仅因为一时的疏忽所至，而正是“国家支持下的暴力主义”与狂热的土木建设相互结合，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机制性附属症—建设中毒症。这是日本独立于此世，有别于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国家，而拥有的特殊症状之一。 　　65兆日元的投资规模，使日本的基础建设市场成为世界之最。近几十年来，海外先后出版了几十本有关日本经济的论著，令人不解的是，在这众多的书籍中，很难找到哪怕是一段关于日本经济对建设业的依赖性的相关论述。更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奇怪现象：从经济学观点而言，大部分的土木建设项目，根本没有实际需要。那些堤坝和桥梁，系政府所建，为政府而建，由公众买单。外国的专家们迷惑和惊讶于索尼和三菱公司所创造的奇迹，对他们而言，泥土味过重的土木建设业，完全不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话题，因此理所当然地被他们所忽视。他们步调一致地注目于在世界市场上极具竞争力的自动化控制下的日本制造业工厂，而对那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正在实践着政府的政策，头戴安全帽的几百万建设大军的身影视而不见。然而，只要稍稍睁开眼，这些举国上下无处不在的身影就必然会跃入眼睑。 　　让我们来看一组简单的统计数字：上个世纪90年代初，日本对建设事业的投入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8.2%，同期英国为12.4%，美国为8.5%。2001年，日本的仍超过了13%，美国不到5%。公共事业部分的投入差别则更大。90年代初，日本将约8%的GDP用于公共事业，美国不到2%，日本约为美国的4倍多。2000年，日本对公共事业的投入上升为9%，而美国下降为不足1%。不到十年间，日本的投入上升为美国的近10倍。这些数字表明，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土木建筑业市场已经完全脱离了正常轨道，被人为地扩大化。不是为了满足基础建设事业的实际需要，而是一味地为了扩大来自于政府的投资（事实上成了维持低技术产业的补助金），建设事业不断地被鼓吹膨胀，到了如此庞大的规模。 　　日本在土木建设事业上的斥资额，已超过了美国庞大的军事耗资。既同军备竞赛一样，存在着浪费严重和破坏环境等诸多弊病，却又与军需产业完全不同，不能推动尖端技术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可谓使国家深受其害，而未泽其惠。建设业在日本规模庞大，势力雄厚，因此，不少日本评论家称其国家为一个“土建国家”。巨额的政府投资补助金般流入了建设事业，日本政府每年的财政预算中，与公共事业相关的高达40%，而美国仅为8-10%，英国和法国只有4-6%，投入和差别之大足以令人震惊。 　　公共事业在日本之所以迅速发展不断膨胀，是因为众多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因此而获得实惠，极其有利可图。数亿日元以常用的貌似公平合理、透明合法的招投标方式，顺利地流入相关政治团体。与此同时，非常诱人的好处费，通常占每个公共事业项目预算的1-3%，以酬谢金方式进入了具体负责项目招投标工作的政客个人的腰包。1993年，建设部负责人、国会议员，金丸Shin因一系列受贿丑闻而锒铛入狱，检察官发现他从建设集团所得受贿金额累积近5000万日元。 　　政客，一般而言，在大众心目中的总体形象不佳。事实上，令人遗憾的是，一级一级的政府职能部门内众多的“人民公仆”们，也在不断地利用各自手中的“实权”，采用种种方式，谋求各种利益。建设部的官僚们在任职前后的不同阶段，不断地分享着各种好处。在职期间，他们将利润肥厚的合同下达给自己的直属机构，甚至可以不通过任何招标方式，作为回报，理所当然地接受来自直属机构的贿赂；退休后，他们在私营企业或公益法人部门任闲职，心安理得地获取丰厚的酬金。依靠这样的体系，一个退职官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所获得的总收入，有时高达几亿日元。 // --------------- 第一章国土：大兴土木的国家(3) ---------------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国土交通省河川局修筑了一个水坝，然后将水坝的运营委托给一个叫做“水资源开发公团（WRPC）”的机构来管理，而WRPC内的人员大多为河川局的退职官僚。随后，WRPC通过非公开招标方式，将运营管理权再次委托给一个叫做“水之友”的公司。这对于WRPC的人员来说，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因为正是他们持有“水之友”公司90%的股权。不难想见，河川局因此积极地修筑一个又一个水坝，建设欲不断膨胀，热情愈燃愈旺，胃口越来越大。 　　就道路建设而言，四个与高速公路建设有关的开发公团，每年将80%的合同都委托给了少数的一小组公司，因为这些公司，与“水之友”公司一样，主要由曾在以上开发公团内任职的退休官僚所管理。类似的情况，在任何其他省部同样地不断上演。 　　有了政治家和政府官僚的背后撑腰与有力的财政支持，建设业不断地生长壮大。到1998年，全行业从业人员达690万，占日本劳动力总数的10.1%，相当于美国或欧盟相关数字的2倍。如果将由公共事业所派生的间接就业机会也计算在内，专家估计日本每五个就业机会中就有一个与建设业有关。 　　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萎靡不振的秘密，就隐藏在这些简单的数字之中。那些由建设业所支持的数百万个就业机会，并非来自于真正的经济增长，而只是人为“制造出的就业机会”，系由政府出资所制造和维持的。这一庞大的“就业机会”的存在，亦大大削弱并延缓了服务业、软件业及其他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不只是我的那些祖谷的邻居们已完全依赖于不断发展的建设业为生，整个日本经济已摆脱不了这一怪圈。一旦停止土建项目等基础工程建设，就会有无数的人失业。从这层意义而言，日本是真正的患了建设中毒症，正象是染上了毒瘾，除了持续不断地加大药量，中毒症患者的生活将无法继续。于是，近几年来，政府一次又一次地为公共事业“注射”，以此，力图将日本的经济维持在现有的水平。 　　自动控制 　　最初对“建设资金”这一“毒品”的渴望之芽之所以会萌生，是因为政治家和“人民公仆”们品到了它的甘甜之味，尝到了甜头。然而，在这一渴望不断强化，完全发展成“瘾”，最终导致中毒症之前，是什么原因使其未能在早期阶段被停止？换而言之，一定存在着什么不足，使机体丧失了自控能力，根本无法有效地进行自我控制。对于日本来说，中毒症的出现，是因为存在着一个始终处于自动控制状态下，机械地运行着的官僚制度。 　　所向无敌的官僚制度正是日本最大的问题，这一点在以后的有关章节中会看得更清楚。对任何国家而言，官僚制度从其本质来看，都具有保持惯性运动的自然趋势，如果放任自流，官僚制度将保证数十年如一日，一年又一年地不断重复前一年的行为。在日本，政府各个行政部门几乎根本不受国民的监督，这样，必然造成缺乏任何能够停止官僚制度所固有的保持惯性运动趋势的有效力量。由政府行政管理所控制的世界里，这一部可怕的机器轰轰地运转着，没有任何人知道该如何停止它。就好象其控制面板上，只有“启动”按钮，根本没有“停止”按钮。 　　由于根本无需对公众进行任何说明和解释，更谈不上什么对公众负责，日本各省部厅的官僚们的头脑里和眼睛中，只知道有一个更高的“权力机构”，就是能够对国家的财政预算执牛刀，拥有生杀大权的财务省（相当于财政厅）。不管其最初的意图怎样，经年累月，各行政部门的直接目标已发展成为一个极其简单的“硬道理”—保住预算。健康福利部（MHW）前役官员MiyamotoMasao博士在其《束缚了的社会》一书中，记述了一段和MHW的一位高级官员的对话： 　　Miyamoto（以下简称为M）：“您提到一旦有什么事已被列入预算，您将无法停止其执行。这是为什么呢？” 　　MHW官员（以下简称O）：“在政府内，只要为一定的目的所做的相关计划被批准列入了财政预算，就必须将相关的预算全部使用完。” 　　O：“当然，最终留有极少数余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O：“退回未使用的经费是犯禁忌的，这么做，并不那么容易。” 　　M：“为什么呢？” 　　O：“资金节余将会给财务省留下这样的印象：相关的工程可能并不那么重要。由此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第二年的相关预算会被减缩，甚或被砍掉。即便每次只是失去一个工程，对于整个部门来说，将意味着财政预算的不断缩小。为此，相关负责人难免目光暗淡，心情沮丧，因为这将直接影响其政治生涯。” 　　仔细观察，慎重行事，恪守着各部门今年的相对配额应与前一年度相当的原则，日本的各类各级政府部门在不断扩大自己的财政预算这一方面做得非常漂亮，各自的蛋糕越做越大，充分体现了其效益之声望绝非浪得虚名。1999年度的财政预算中，建设预算总额已达到其在1965年度的相关预算的13倍。1965年是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召开之际，那时，很小的黑白电视机还很普遍，绝大部分乡村的道路还崎岖不平。近四十年过去了，日本的面貌和生活方式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时至今日，各部门与建设部一样，在财政预算上仍然保持着几乎雷打不动的相对比例，变化不超过一个百分点。“官僚们在用尽资金预算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技巧，这事实上是一种极度的浪费，却以一种非常系统化的方式持续进行着，永远也不会停止。”国会议员佐藤谦一郎如此评论道。 // --------------- 第一章国土：大兴土木的国家(4) --------------- 　　为了维持部门与部门间微妙的平衡，预算资金必需全部花光，计划规模必需不断扩大。正是在这种相互间不断角逐的背景下，日本上演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怪诞景象：持续无限制地用人工混凝土地毯不断地覆盖其国土，这是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看到的极端状况。漫画的魅力正是将这个世界不存在的怪异风景、以及世界末日论所宣扬的乱七八糟颠三倒四的荒涎的未来图景展示在人们的面前。日本的景象恰似令人进入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漫画世界。国土交通省不正在现实世界中不遗余力地构筑这样一个漫画世界？在冲绳根本无人居住的小岛上修架桥梁，让哪里也通达不了几乎无人利用的林道在山地上四处延伸，最终将山地肢解成一个个残破的蜂巢，在乡村修筑巨大的如八爪鱼般的立体交通枢纽，使原本只需几分钟就能通过的乡间小径变得更加便利……这是怎样一个光怪陆离的漫画世界。 　　终结者 　　事实上，水坝的修筑和河堤的建设，已成为日本这个土建国家的一个最大的产业。籍防洪之名，日本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了一个英国专家FrederickPearce所说的“水坝建设狂”。这个建设狂每年为此耗资2000亿日元，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坚持不懈，热情不减，近半个世纪如一日，已先后修筑了2800多座大大小小的水坝。到1997年，大型水坝已成功地盘踞到日本97%的主要河流之上。这一数字中，还未将与水坝相配套的河流两岸的混凝土护岸和放水路等有关工程计算在内。现在，几乎日本所有的河川乃至山间溪流的两岸都已被混凝土墙壁所覆盖和直线化，加之无数的分水路工程，河川工程的总数不下几万项。高举着解决水资源短缺的大旗，建设省将水坝和分水路的建设简单地理所当然化。众所周知，在日本，这并不能充分反映真实情况，缺水事件并未发生。河川局实施这些项目的依据，来自于50年代进行的，在对未来人口和产业发展动态进行预测的基础上，简单计算得到的相关数据。几十年过去了，水资源的消费结构和利用方式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然而，那些预测数据仍然一成不变地被河川局简单地使用着。毫无疑问，时移世异，预测已与现实相去甚远。据《产经新闻报》报道，河川局追加立项的众多相关项目，其所能提供和维护的水资源量，已高出1995年日本全国用水量的80%。 　　这一体系到底是如何具体运作的呢？从有名的长良川河口大坝这一典型事例，可以略见一斑。覆盖三重、岐阜和爱知三个县的三大河流流域水系共同汇入长良川，使得计划中的长良川河口大坝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的土建设施。工程相关建设预算高达1兆5千亿日元，使之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巨额土木建设工程之一。这一大坝的“构想”早在60年代已基本成形，风风雨雨几十年，其后的经历，现在已被称作90年代日本的不振和萎迷的象征。 　　自计划成形的60年代开始，随后的几十年间，对水资源的实际需求状况已完全改变，然而最初的计划却始终未能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只是因为有太多的官僚和政治家们虎视眈眈，纷纷要从如此肥厚的建设资金中获益。到1979年，新的水资源利用规划表明，相关三个县所拥有的水资源量足以保证其未来至少13年乃至20年的需水量，也可能是永远的需水量。三重县政府清楚地意识到了水资源的富余情况，同时，也非常担心因为这一大型水坝建设项目的开工，会导致县财政将不得不背伏极其沉重的包袱。但另一方面，却又不敢擅自申请取消这一已经获得通产省（现在的经济产业省，简称MITI）批准和支持的庞大计划。因为一旦停止建设这一水坝工程，MITI会立即取消对其的进一步拨款。1979年，三重县政府派遣县计划办公室主任TakeuchiGen’ichi向MITI汇报新的相关数据，并请求延缓这一项目的建设。遭到了MITI产业水资源利用办公室负责人的严正驳斥，“你不能到现在才告诉我们，什么水资源过剩。”MITI不能允许1979年水资源过剩的现实状况来侵犯早在60年代就已坚定地被确定下来的宏伟“构想”。保持河流水系的自然状况，不要再阻拦日本残存的最后的大河，环境保护团体为此进行了强烈的抗议活动。不过，没有人在意他们的声音。这一工程于80年代开始建设，目前，中央大坝已全部完工。与水坝相配套的大规模的水路网和一系列辅助性防洪设施的建设，至今仍在三个流域范围内轰轰烈烈地进行着。 　　构想一旦形成，就成了金科玉律，永远不得改变。正如谏早湾湿地围垦事件一样，随时间的推移，虽然遭受了越来越激烈的反对，尽管外部实际情况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构想始终不能被改变。在研究探讨日本的官僚体制时，首先必须充分理解这一简单的原则。官僚政府的一个构想，正好象一个终结者机器人，一旦命令程序被启动，无人再能解除或是改变。那怕是跌倒，甚或是失去一条腿或一支胳膊，但终结者会爬起来，继续前进永不后退，直到最终执行完预定程序，完成自己的使命。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力量已根本无法使其停止。 　　有一首古老的诗这样写道：“虽然磨坊之神磨得很慢，但他磨得极细；尽管他常常只是耐心地驻立等待，不过他磨得非常准确。”日本的政府机构正是这样的一个磨坊之神。1998年8月，鉴于市民的强烈反对，京都市政府取消了一项在先斗町建造一座与周围古老街巷完全不相协调的立交桥的土建计划。不过，一旦喧闹的尘埃稍稍落定，事情的真相就变得愈加明朗起来。市政府这次取消的只是目前桥梁的设计方案，还保留着日后在同一地点设计建造新的立交桥的权力。不管设想是如何的错误百出，也不论遭受怎样的激烈批评，再过五年，再过十年，或是再过二十年后，可以想见，这座立交桥终究会在先斗町安家落户。 // --------------- 第一章国土：大兴土木的国家(5) --------------- 　　穿越日本，巨大的“换地”工程—列于世界上最大的和最昂贵的工程之列—目前仍然大规模地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深入地进行着，即使工程最初的目的早在数十年前可能就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不过，还是有改变这一状况的希望的，曙光已经初现，诸如先斗町的立交桥计划被停止一样，新的大规模市民抗议浪潮正渐渐兴起。最近，一些新诞生的计划由于规模过大，远远超过了即便是日本这样一个在土建上相当挥霍的“土建国家”的有关省厅的支持能力，被要求进行再调查，甚而被取消，或被“无限延期”，这样的与惯例完全不同的案例已经出现。岛根县的一个填湖造陆计划就是一个实例。1963年，一个计划耗资770亿日元，在中海填湖造地，为当地农民营造新耕地的大型土建工程开始进行。尽管当时当地居民数量有限，此后人口不断下降，根本没有进一步扩大新的农用地的实际需要。而且，目前仍在当地生活的为数不多的居民们，一致坚决反对这一工程，因为他们认为工程导致了中海水质的恶化。然而，此填湖造陆计划一直在持续地进行。直到最近，在2000年8月，政府在对一些声名狼藉的公共建设事业进行重新审查的过程中，才终于做出了停止这一填湖造陆工程的决定。无疑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不过并不意味着中海及其周围地区依旧保持着原来的自然状况。事实上，40%的填湖造陆计划已经完成，尽管得到了有关工程被停止的消息，但当地政府仍致力于提交新的工程申请，以“恢复当地经济”为由，以筑路方式甚至是在湖内的其他地方继续进行着填湖造陆活动。岛根县县长澄田信义表示，在其权力范围内，他将尽一切可能竭力为新计划的实施筹措资金。所以，虽然中海填湖造陆构想的最初名目变了，也已被停止了，然而，事实上这一终结者仍在继续执行使命。 　　一定要将国土的面貌改变，其根本原因，不单单是源于政府机构和自治团体对金钱利益的欲望，还有一个更加令人愕然惊讶的动因。现在，日本的河川与湖泊都已被视做不断危及人类及其生活的众多自然灾害的源地，为了抵御和减少灾害，必须将治山治水进行到底。平田笃胤的时代，将大自然视做“神之所赐”的“神圣之地”，而明治时代以后，日本对自然的看法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大自然从人类的朋友变成了人类的敌人。让我们到下一章来看看，这样令人匪夷所思的变迁是如何发生的。 // --------------- 第二章治山治水：充满灾害的列岛(1) --------------- 　　假如把所有贪得无厌的官员和政治家认为是元凶那倒轻松简便，但事不凑巧，日本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更加深层之处。也就是说，它潜藏在日本现代文化本身之中。这里面发人深思。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国土开发，假如无论经过多久依旧还是“发展中”，没有进步，地球上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日本就是其中一个，正在苦恼于“填埋、建造”这种宿命。所谓的“填埋、建造”就是填海埋谷，不断建设，这种观点认为：庞大而耗费金钱的人工物绝对出色。把自然的地表铲平再用混凝土覆盖，这是“丰饶”的体现，是“进步性”“现代化”的行为。比如说，（无论在哪个地方自治体都会有的发言）富山县知事中冲丰的话中，体现出了“填埋、建造”的真诚心声。1996年9月，为了推行建造了也毫无得益的农村地区的铁路建设，中冲知事如此阐述：“如果基础设施齐全，居民就能实际感受到丰裕。”也就是说，从生活的便利出发，铁路存在本身就是所谓的“丰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日本一切还很匮乏，工业化发展的只有城市部分，但都市因战争而毁坏。40年代后半期，日本盲目地寻求发展。就在这个时候，“填埋、建造”的精神扎根到了日本土壤，如今，无论在多小的村庄里，开发建造遍地开花。所谓的进步就是建造崭新的建筑，这种想法成了日本文化的主流。 　　艾森豪威尔总统说自己孩提时代家里赤贫，“但是，这是美国的不可思议之处，我一次也没有感觉自己贫穷”。日本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就在于与艾森豪威尔的想法完全相反。真的很富有，但谁也没感到富裕。因此，如果不经常给与项目修建新的铁路、用混凝土覆盖堤坝等，日本人就无法安心。 　　回顾历史，关于“进步”和“富裕”，日本的姿态大概都是从45年至65年当中确立起来的。这个时期，日本经济呈现空前的高增长率，诞生了如今的产业、银行和官僚机构的原型。确定于60年代的思考路线和21世纪现实之间的不协调——这就成了现在“文化病”的根源。无论在怎样的艺术和产业，这种不协调性都会以形形色色的形式表现出来。40年前完成了的模型与现代社会已经变得不相配了。 　　落叶 　　在日本传统之中，完全具备了抑制“填埋、建造”精神的要素。日本喜爱秋草遍野、红枫满山。一听到日本的美，脑海里便会浮现起素朴、纤细、原色木材和无釉素陶等。然而，现代日本却在与之背道而驰的道路上突飞猛进。 　　所谓的“热爱自然之心”是介绍日本时的口头禅。这绝非吹牛，只要吟咏芭蕉的俳句、观赏京都庭园就能明白。但在如今的日本，映入眼帘的是相当不同的景象。在进行神社森林调查时，名古屋大学研究生院国际开发研究科的重松伸司教授发觉此点大为惊讶。残留在大都市中央的这些树林，在神道教中被视为日本精神的精髓。可周边的居民却对重松教授大诉不满：“这片树林真是麻烦。它既遮挡日照，伸展的枝丫掉下树叶，堆积在马路上和家门口”。落叶是一大“麻烦”。 　　听到这番话，我们不得不深思东亚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如果把现代文化史分成三个阶段，则是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时期和后工业化时期。在第一阶段（欧美大约在200年前结束，而东亚许多国家就在最近的20年前刚刚结束）人们与自然融为一体，共生共荣。这一时期的典型写照是居住在高地板式木结构住宅里的小农，农舍四面水田环抱。 　　在第二阶段“工业化时期”，人突然被唤醒。没有空调、污秽昏暗的陈旧农舍和辉煌簇新的都市产生巨大落差，其结果是，兴起了急剧现代化的浪潮。古老的、自然的事物遭到否定，全部被视为是肮脏落后的，崭新的加工制品被认为是豪华脱俗而大为流行。其典型形象是穿着西装的工薪族离开住宅区去上班的情形。 　　在第三阶段“后工业化时期”，人们获得了一定水准的舒适，任何人都拥有烤面包机、汽车、冰箱和空调。而且，在此时期，社会完成了向新型的“现代”形象转移，技术再度与自然和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其形象代表，是居住在华盛顿州的山中、住房带有太阳能系统的微软公司的电脑怪人。在第一阶段，人类和自然亲如一家，和睦协调；在第二阶段疏离；在第三阶段则是家庭成员重逢团聚。 　　遗憾的是日本全都准备好了朝“后工业化时期”发展，但总觉得自己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人与自然的疏离完全得到了认可，可是没有重逢团聚。想法急剧地变为：古老而自然的事物不但是“肮脏”、是“麻烦”，甚至是危险，这种想法甚嚣尘上。 　　即使在1996年NHK制作的纪录片中，同样也报道了东京住宅区里栽种树木的困难。某住宅区行道树是榉木，树干高耸挺拔，枝丫优美地舒展开来，但居民的日照被遮挡，秋天会有大量的落叶，居民就大发牢骚；枝丫遮挡住道路标识，驾车人流露出不满。许多居民希望砍伐这些树木，与东京都协商，结果是砍伐掉部分树林，剩余的高大榉树也被修剪掉高高张开的树枝，这样才解决了问题。这片榉木缩小了规模，就如同东京随处可见的行道树一般。 　　给政府打投诉电话原因不仅仅是落叶。据英文报纸《读卖日报》（DailyYomiuri）报道，京都市有许多投诉电话，诉说四周田地里的蛙鸣太吵。京都市环境管理科科长板仓丰说：“有人要求我们把青蛙统统消灭，一个不剩。” // --------------- 第二章治山治水：充满灾害的列岛(2) --------------- 　　不仅是树木和动物，所有自然物都被打上了“污秽”这一烙印。据作家兼摄影家藤原新也所写的文章介绍，他在东京店头亲眼目睹，一位母亲说东西脏，就把幼小的孩子从手工制品处拉开。藤原指出，这位母亲的表现说明，“比起用自然材料手工制成东西，日本女性是多么地喜欢不带人类气息、富有光泽、无斑点的塑料制品。”自然是肮脏的，比起山脉、河流那无次序的轮廓线，光滑的表面、笔直伸展的线条更美…。如果考虑到这种传统，上述想法会植根于现代日本这一点就并非不可思议了。 　　干净 　　但是，这种想法已经在日本现实中扎下了根。我们经常使用“干净”一词，它具有“美丽”的含义，同时也有“整齐清洁”之义。用推土机刚刚平整过的山坡、用混凝土刚改建的河岸等也可用该词表述。说修长整齐的人造物是“美丽干净的”，这是日本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处于“发展中国家”时期的后遗症。当时，日本农村几乎没有铺设马路。当看到高低不平的泥路改建成铺上沥青的平整马路、铮亮的钢扶手代替了开始腐朽的木制扶手时，可以想象人们是多么地喜悦。那种欣喜的感觉没有消失，结果，日本就带着工业化阶段的目标迎来了第三阶段——后工业化时期。 　　第二阶段的目标与第三阶段的技术相组合这极其危险，其结果是丧失了大自然的精气。如今，当你驾车行驶在日本农村，到处都可以看到“杀死精气”的过程。不单是把海岸或海岬突起的岩石切削掉，将它改建混凝土铺就的平缓曲线这样的浩大工程，就是在细小部分也能看到这种伤害。比如说，就连公园的小径也铺上沥青，安装上金属护板。另外，即便是一点点台阶也必须安装上铮亮的镀铬扶手。 　　不仅是日本人，也有外国人喜欢这种缺乏生气的平坦表面。看到日本的新风土、拼接整齐的马路接缝和路肩、几何学线条的拐角、由机械打磨而成的光滑表面，人们也会不由自主地认为它是“现代化的”。比如说，也有外国人比日本人更爱这种“干净”。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过在这种机械性景色形成之前的森林、农田、岩石的奇幻，难以想象日本传统的自然美。一望无际的光滑表面、混凝土预制板和金属制品一个个制作精致，显得现代感十足，因而，他们就会断言日本是超现代性的。关于这一点，日本存在推翻“现代性”常识的要素。这样说是因为日本的“干净”也可以说是工业模式的过度发展，它给大自然和街区带来了不计其数的伤害。不能保留任何自然之物，无论从哪个地方都要“杀死精气”，必须把它改换成光滑的表面。这或许是日本传统的自然美输给了现代技术的一种证据，说明日本并不是很好地掌握尖端技术的国家，而是对技术有误解。 　　全面控制 　　日本的文化危机如果是“传统社会”对“西洋技术”这种简单问题，就能比较简单地加以解决。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危机的种子也存在于传统文化之中。艺术爱好者称赞日本人的“热爱自然之心”，因为它产生出石沙庭园、盆景和插花等。但是，常被忽视的问题是，日本的这种传统倾向与大自然的自由奔放处于对立的两极。日本传统艺术历经好多世纪，在统治国家的武家社会的强烈影响下，寻求涉及到枝节末叶的全面控制。 　　全面控制是日本的长处之一。它产生出茶道和能乐，名闻遐迩的装配流水线其质量管理也是全面控制的产物。对欧美人士来说，全面控制是理所当然的粗暴感觉，在日本没有存在的余地。然而，全面控制是把双刃剑。它与现代技术的力量相结合，并直指自然环境时，就会带来残酷而致命的影响。 　　在研究日本的著作中，嗟叹现在的丑和传统的美之间的落差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主要被论及的是现代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的对立。然而，在考察21世纪的日本所具有的不幸时，总是发人深思的是：是不是传统价值本身产生了许多问题？住在东京的日本学元老唐纳尔德?里奇指出：“扭曲盆景的枝丫和扭曲地形之间有什么差异吗？” 　　1995年，镰仓市民遭受突然袭击。镰仓市公布计划说，要砍伐100多株作为城市象征也名闻遐迩的樱花树。据说是为了在那里修筑防护壁。因为市民投诉说山坡斜面落下石头，镰仓市认为山坡斜面“地震时很危险”，尽管那里是寺院的土地，依旧要修筑防止落石的护壁。 　　在当今日本，即便是自然界中极小的事情，立即会引起“杀鸡用牛刀”的反应。即便只是台风刮倒了装满黄沙铁桶，哪怕只从山顶落下一块石头，那也是行政机构必须对待处理之事——那也要用大量的混凝土去整修。 　　在半山腰或海岸，到处都必须总体控制，这种思想由某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所支撑，距离日本专擅的“热爱自然之心”很远。按照这种意识形态，自然被视为日本的仇敌。这就是说日本的自然极其严酷，日本比任何国家都要苦于自然灾害。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这里就从建设省河川局的出版物中摘录一部分。 　　“地震、火山、洪水和干旱，屡屡给日本带来悲剧。仅据残留纪录记载，我国的历史自古就是与自然作斗争的历史。……我国作为地震国家久负盛名，但对日本而言，真正的灾难恐怕是与水相关的问题。在日本列岛，每个季节都会发生极端的自然现象。因而，对于生息延续，有必要不断地做好预先准备，水经常引起人们的关注。” // --------------- 第二章治山治水：充满灾害的列岛(3) --------------- 　　说日本历史是“与自然作斗争”的历史，这并非只是建设省的宣传。“治山治水”是天下大事，其根源可以上溯到1000年以前的传统。 　　就历史而言，饱受战争、饥荒、洪水所苦的程度，中国比起日本来要严重得多。为此，在中国，常会因自然灾害，无数条人命被夺走，为数众多的物质遗产遭破坏。中国的领土要比日本辽阔许多，但从前的木结构建筑和以纸、绢为材料的艺术作品，日本保留下来比中国多。另外，意大利也苦于火山喷发和地震，这远远超过日本。但无论意大利还是中国，都没有把自己国家的历史看成是“与自然作斗争”的历史。不知日本为何会那么认为，这也许同日本自古以来的理想“和”有关。无论是政权更迭还是气候变化，所有的突然变化都会打乱“和”。 　　充满灾害的日本列岛 　　日本深受自然灾害伤害，就自认为是可怜的国家，这种受害妄想症似的想法积淀在日本文化中。在大众传媒中，如此的标题是家常便饭，即使在学校也被老师如此教导。这也就成为这样的理由：在日本，把自然原封不动地保留是危险的。 　　很好地表现这一思想的是1996年2月8日的《每日新闻》的一篇社论。“这个国家是充满灾害的日本列岛，地震、台风、暴雨、洪水、泥石流、滑坡，时常也容易引起火山喷发。据建设省归纳的数据，容易发生泥石流的区域有7万处，容易发生滑坡的区域有1万处，危险的山体斜坡有8万处。”如果想感到“不寒而栗”,可以仔细阅读社论最后所引用的数字。这是正式的数字，建设省已经决定，在最近的将来要用混凝土覆盖的地方指定为8万处。 　　充满灾害的日本列岛这一宣传口号在日本到处可见，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作为敌人的河流”的报道。在这个体裁中很有典型的是假装成报道的系列广告---“与河流作斗争的人们。”这个系列广告从1998年至1999年每月都刊载在《新潮周刊》上。每次都登载以前的地图和绘画、治理危险河流的历史人物，大提特提像武田信玄一样的英雄人物。这是因为想表明：与河流斗争，它是扎根于传统的崇高行为。据说给这一版面出资的是“河川环境管理财团”等机构，运营资金来自建筑业，那里的工作人员是河川局的退休官员。而且，对于如此内容的广告一般文人无疑也会出手相助。在西方，所有的媒体都洋溢着这样一个声音：“保护大自然！”，与此形成对照，日本媒体“战天斗地”是主流。这大大偏离了世界常识。在此，姑且列举在报纸杂志上屡见不鲜的一个例子。在《新潮周刊》上长期连载的“话说日本河流”系列（1999年9月9日号，第38期刊载）上，它作为“建设省九州地区建设局”的广告报道而刊登的。执笔者是直木奖获奖作家光冈明，他用摄于故乡熊本县白川岸边面带微笑的照片这么记述： 　　“……那样的白川成为自然的威胁，亮出刀刃的是我20岁大学生时代。昭和1928年6月26日，那天就是‘6.26大水灾。’当时，我老家位于河边龙田口站附近，夜晚8时左右，只听见咚地一声巨响，铁桥被冲走了。我逃到车站月台上，但水位一个劲地上涨，我又避难到紧靠后面的立田山。从河边民宅传来求救的呼喊声，眼前，一幢幢房子被冲走，可是，我束手无策。” 　　真实地讲述灾害体验的恐惧。而且，作为对白川的思念，文章这么结尾：“对我而言，百川在我幼年时水面波光潋滟，令人怀念，与此同时，百川又是一个晚上就破坏我平静生活的骇人存在。对于白川，我怀着那样爱憎交织的复杂心境。”这是一条非常高明的信息,他告诉国民，必须对河流既有“爱”也感到“恨”。如果不预先封闭这种自然力量，河流就处于危险中，会成为威胁露出刀刃。 　　关于这种媒体宣传，日本存在独特的“官府惯性定律”。按照牛顿的惯性定律，物体一运动，如果不触及物体，就会按同样方向以相同的速度运动。然而，按照日本官府惯性定律，如果不触及任何物体，就会越来越加速。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经这么说： 　　“某日本人口齿伶俐，曾这么对我说：‘我同样不相信日本人。日本人走极端，即便从细小的事情开始，也要行进到最后为止。’我想这就是日本文化，无论做什么都要登峰造极。即使是锻造日本刀，制造电脑集成电路，都是不断地改良又改良，无论什么都想以世界第一为目标。日本如果再拥有军队，无论是装备还是其勇敢精神，都会缔造世界最好的军队吧。理由姑且不论，这是因为日本人的体制和性格中组合进了绝对的献身精神。” 　　绝对的献身精神成为日本勤奋劳动者的根本，而且互为表里。走极端，连没有必要改良的东西都有进行“改良”倾向。让“充满灾害的日本列岛”这个意识形态与“绝对的献身精神”结婚，锦上添花的嫁妆是进入政治家和官员怀里的巨额钞票。隆重操办婚礼的是，奏响对堤坝和道路建造者礼赞的宣传。其结果是，过多地对国土的攻击。这也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增强军备。无休止的极端主义在此发挥了作用。即使在东亚其他地区，环境破坏确实是严峻的问题，如果破坏所产生的利益减少的话，发展速度就会下降。但日本不是这样，正是堤坝和堤防的必要性较少时才会加剧破坏。“带来悲剧”的自然是敌人，尤其是河流“对日本人来说是真正的灾害”。所以，必须结集现代国家的全部力量，彻底根绝自然的威胁。 // --------------- 第二章治山治水：充满灾害的列岛(4) --------------- 　　精英的总能量 　　在21世纪，由于人口增加、海岸侵蚀、气候变化等原因，各国被迫选择适合各自环境的生活方式。有两种思想和技术会给其决断带来影响。有适当的语言才能表达，就把这两极的一方称之为“自然保护”派，另一方叫做“填埋、建造”派。属于极端的“自然保护”派的是激进的社会运动家，如果为了保护环境，无论什么牺牲都会做。另一派代表“填埋、建造”派最远大计划的是在长江、湄公河上建造巨型大坝的发起人。这些人用巨大的人工建造物来支配自然，想借此来解决问题。 　　迎来21世纪的今天，欧美欲行中庸之道，给予环境保护很高的（但不是绝对的）优先权。在其实施过程中，政府下令撤除海岸线的护岸设施，为了改正迄今为止所犯下的错误，政府给纠错项目提供了资金。比如，取消埃弗格莱兹湿地的排水渠，为了让湿地恢复到自然状态，美国陆军工程兵推行着一个数千亿日元规模的计划。因为堤坝消除、自然恢复，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的政要积极地表明内心的喜悦。美国原内务部部长布鲁斯?巴比特对友人如此说道：“哪里有可以被拆除的堤坝，那我就去拆掉。”如果是日本的国土交通大臣，大概是绝对不会去的。因为他十分繁忙，正忙于计划下一个巨型堤坝。这次的目标是四国的吉野川——这个数千亿日元规模的项目正在稳步推进。在当地，会产生强烈的反对运动，甚至出现这样的证据：虽说是防止洪水，但吉野川严重的洪水泛滥数百年只发生一次。 　　思考“自然保护”派和“填埋、建造”派这两极时，务必指出的是，日本的立场是站在彻底的“填埋、建造”派这一边，不想去纠正过去的业绩。国内的趋势是，比起减少人类对山脉大海的影响，更趋向于增加。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一直陷于不景气，即便如此，国家还是不断地增加注入公共事业的预算。 　　在90年代后半期，日本每年的公共事业费高达约15兆日元，连巴拿马运河的建设费都看似零碎钱，甚至达到美国太空计划预算的好多倍。也就是说，几乎无限量般的混凝土和金属构造物，掩埋了山川、湿地和海岸线。而且，这是在景气深陷谷底的时期。经济恢复的话，恐怕很难想象公共事业费会增加到何种地步。 　　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日本向印度尼西亚、老挝等亚洲国家出口堤坝建设和河流工程等。那里的政府高官欢迎慷慨大方的政府开发援助，并不介意那些工程实际是否需要。于是，如果建造堤坝，日本经济即使停滞不前，建筑公司也会赢利，也可以用政府开发援助的费用向各国巩固日本的地位。法政大学教授五十岚敬喜批判说：这是把“日本国内问题原封不动地输出到了世界各地”。 　　在国际性论坛上，日本代表热心地呼吁环境保护，每个代表都真挚地甚至是悲剧性地讲述着。但决不能受其演讲和论文所蒙骗，对作为整体国家的日本所走过的道路视而不见。消除谏早湾的滩涂、在长良川水系修建堤坝、在森林公路工程中爆破岩石、用混凝土覆盖海岸等建设项目并不是偶然的事件，而且也不是枝节问题，可以说是现代日本的原则问题。 　　在一流大学接受教育的官僚，根据富有权威的教授指教,精心构思项目。它由优秀的工程师或景观设计师设计，最优秀的建筑师提案为了未来而设计的宏大的土木计划，由行业中最大的企业承建。有势力的政治家由此获利，媒体也支持它。这样一来，各个自治体更加想得到项目。日本的社会精英把所有能量都倾注在公共事业和巨型建筑物的建造上。 　　为了今后不断持续下去的“填埋、建造”，这些项目被毫不足惜地倾注了日本的资金、技术、政治影响力，甚至包括设计师、学者和城市规划者的创造力。打算预测世界发展方向的学者和研究所看漏了这一单纯的事实: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亚洲第一的发达国家，日本的发展道路早已被确定了。 // *************** *《犬与鬼》第二部分 *************** 　　蟾蜍被视为具有灵异功能的生物，与日本神话中的狸、狐狸一样，会使妖术，尤其是与金钱有关的妖术。据说它还能化身为妖姬，精通中国和印度的古代魔法。说起日本兴业银行，它曾是一流的金融机构，而兴师动众地供奉尾上缝的“蟾蜍”的也正是它。兴业银行东京总行的部长、课长们甚至特地坐新干线前往大阪，参加蟾蜍的供奉仪式。 --------------- 第三章环境：类固醇刺激下的开发(1) --------------- 　　在前一章有关土建开发的批判性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经济的不振，与其根深蒂固的文化痼疾息息相关。单一呆板的日本土地“新景观”，就像这个民族一旦着手的任何其他事情一样，导致了一场真正的精神危机。一种力量，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这个民族在自己家园的土地上启动了永不停止的獠牙利爪，这是任何诸如“现代化”这样的简单化原因所无法解释的。 　　为了探寻今日危机的根源，必须重温历史，看看19世纪，当日本与西方社会初次遭遇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许多文明古国一个又一个迅速地被欧洲殖民力量所残食，日本，在与世隔绝了若干个世纪后，猛然惊醒，愕然地发现，自己也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个贫穷而弱小的国家。震惊于国家的危难处境，日本新的统治者迅速制订了致力发展经济与军事以强国的方针，首先与西方力量抗衡，随后与之争夺势力范围。因此，从那时开始，工业的发展就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优先权，与之相比，几乎任何其他方面都不得不让步，甚至被牺牲。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战败，再一次强化了它对制造业的重视。必须建立强大的国力为后盾，以使日本永不再战败的愿望，深深地烙入整个民族的记忆之中。于是，在这样的工业化进程中，自然环境、生活质量、法律、财政体系、传统文化等等，所有的一切都遭受了灾难。“穷民富国”政策，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力。然而，在以牺牲一切为代价，以推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膨胀为唯一目的的思想指导下，滋生出的大量政策，在许多方面破坏了这个国家的山脉、河流和海洋。随着这类政策的实施，一方面由国家支持，剥去了原始的天然森林，取而代之以经济林——杉柏类针叶林；另一方面，更滋生了自此以来对工业污染视而不见的更为严重的恶果。 　　国外的分析家们一直惊叹于日本民族对政府和大企业的驯从，认为这是日本工业发展的源泉。但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这个国家缺少必要的制动机制。一旦政策的引擎被启动，就注定会成为一往无前永不停止的巨型战车。有人说，这种极端的无法制动性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的根源，同样，它也是战后导致日本环境被破坏的要因。 　　针叶林种植 　　战后不久，日本的林业部门——林业厅就开始着手实施全面清伐山坡地、种植经济林的计划。其目标是，用更具有经济价值、更能为日本工业发展服务的经济林木取代天然阔叶林。随着数百亿美元的投入，到1997年，日本43%的林地已被再植为主要由杉树和日本柏树构成的单一的针叶林。 　　与此相应，日本乡村的土地景观被彻底改变。今天，穿过乡村，刺入眼睑的是高耸的成排种植的片状人工针叶林，取代了过去天然林覆盖的明亮的冠状起伏绿波荡漾生机勃勃的田野。枫树、樱树、秋草、竹林和松树组成的天然混交林，那些百万年来滋养着日本传统艺术和文化的未被破坏的自然景观，极目远眺，现在已经很难看到。 　　撇开文化的损失与美学的破坏，单一树种形成的单调的针叶林已使相当的野生动物灭绝。高大稠密重重叠叠的针叶树技，如同撑开的一把把巨伞，严密地遮蔽了林下世界，使小鸟、鹿、野兔、獾和其他众多野生动物失去了原来的栖息地。任何进入过这样的针叶林的人，都会深深地记得那死一般的寂静，那种失去了草地、灌木和阔叶乔木等日本天然丛林特征的人工针叶再植林中的死寂。被剥去了地表覆被的山坡地不再能蓄留雨水，于是山涧的小溪干涸了。在祖谷（IyaValley），干旱已严重地影响了村中的溪流，使之一度曾干涸数月，村民们形象地称之为“杉旱”。另一方面，针叶林种植区地表侵蚀加剧，崩塌滑坡增多，淤塞河道，成为不得不进行处理的地带，继而使这些山坡和河道落入国土交通部的魔爪控制之内。 　　这还不是全部。针叶树的孢子（俗称“花粉”）产量高，带有气囊，宜于长距离传播，由于大量的孢子所造成的过敏症，一种在70年代还几乎不为所知的疾病，现在正影响着10%的日本人。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的一位过敏症研究专家SaitoYozo博士注意到，目前没有任何药物手段能够有效治愈花粉过敏症，因此他建议采用戴口罩和护目镜等防护手段。事实上，马路上、电车内，口罩与护目镜已经成为春季东京街头的一大风景。其中有一些人是为了防止流感的传染，但绝大部分人是为了保护自己躲避孢子造成的人为瘟疫。 　　让我们再来看看日本现代乡村图景中的最后一部分，林业厅为了在经济林砍伐期，便于各种大型运输工具进入林区而修筑的那些林间道路——“林道”。林业厅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将林道伸进了所有边远的野生地区，甚至包括国家公园。显而易见，这已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陡峻的山坡的稳定性。在山形县，一个由政府支持的林业开发企业自1969年开始实施一个耗资900万日元，建设2100公里长的山区林道的计划。数十年来，这一计划在屡受工程难题困扰的同时，遭到当地居民与环境保护组织的一致反对。山形县长井市市长说：“如果我们自己有这笔钱，我们当然会用它进行别的项目。但是如果国家坚持（建设林道），我们会通力合作。”实力雄厚、一贯权威的政府平息了争论，最终促使计划照常进行。 // --------------- 第三章环境：类固醇刺激下的开发(2) --------------- 　　所有这些，就一项产业而言，其对GDP的贡献不足1%！从经济角度来看，再植林运动根本就是一场浩劫。几十年来，林业厅积极推进再植林化与大力建设林道，其结果是背负了约3.5兆日元的沉重债务。多年来木材价格不断下跌，日本对进口木材的依赖已从30年前的26%上升到了目前的80%。20世纪40年代，当再植林政策开始酝酿之时，计划的设计者们曾设想山区当地居民会乐于采伐林木，然而现在，没有人再愿意从事伐木这类非常辛苦的重体力劳动。于是，山坡上那些需要采伐的成熟林无人采伐。山区村落人口数量减少，林业部门的就业人数也从最高峰1964年的89000人锐减到2001年3月的仅7000人。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极少数没有出现人口大量减少的日本山村，针叶树再植林种植率低，当地居民仍然能够在天然的阔叶混交林下，以收获山蘑菇、挖野生草药、烧炭以及猎取野生动物等传统方式生活。 　　也许有人会希望林业厅能够更新观念，改变想法。正如中国，在进行了类似的再植林计划后，中国林业部于1996年推出了一项具有180度大转变的计划，提请国家人大审议制订新的伐木量与蓄材量计划，以推动林业保护重于生产。但在今天的日本，砍伐天然林、种植针叶树的再植林计划在一个新的层次继续推进。一方面，林业厅已经承诺，推广一种新的低孢子（花粉）杉树，尽管采用了这一革新后，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后，花粉水平才会真正开始下降。另一方面，为取代人工劳动，政府开发研制并积极推广应用一种大型的“多功能一体化伐木机械”，集木材砍伐、切割和运输功能于一身。目前，800台这样的新型机械已经开始使用。 　　留给未来的是机械化的山地：庞大的一体化机械，沿着混凝土浇筑的林道，咆哮着穿过单一的针叶林山坡。恰如电影“世界大战”中所描述的景象。社会批评家（InoseNaoki）评论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正如人们所预言的，如果现行政策持续不变的话，森林将会消失，就像用推土机收割成排的玉米一样。”林业专家、京都府立大学前校长（ShiteiTsunahide）补充说：“再植林政策是一个失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林业厅也陷入了快速增长的怪圈，仅仅盲目追求商业利益……他们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森林应包括商业以外的诸多考虑，一棵树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存在。”对，Shitei教授一语中的，道出了日本现代文化萎靡不振的关键：不仅仅是森林，所有的一切都为了经济利益而被无情地牺牲了。 　　有害废物 　　日本的环境公害事件，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这其中包括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众所周知极具代表性的水俣病和骨痛病两大事件。“水俣病”（Minamata）的名字来源于九州熊本县附近的一个同名海湾，那里曾有1000多人因食用遭受Chisso公司排入海湾内的汞所污染的鱼类而死亡。“骨痛病”（Itaiitai）是一种突出表现为骨骼疼痛的疾病，富山县的农民因食用遭受重金属镉污染的稻田产出的大米而深受此痛。镉的过量摄入，使骨骼脆化，以致无法在体内协调运动，导致骨骼的剧痛。 　　40年来，产业部门与政府沆瀣一气，隐瞒实情，拒绝对这些污染事件中的受害者给予必要的经济赔偿。在水俣病事件丑闻之初，受害者曾为此而请愿，Chisso公司竟雇佣歹徒威胁请愿者，暴徒甚至弄瞎了一个先锋摄影家尤根?斯密斯的眼睛，正是斯密斯报道了水俣病受害者所受的折磨和遭遇的困境。熊本大学进行相关研究的医生们的研究经费也被突然取消。甚至到1993年，文部科学省（相当于教育部）还要求一个教材印刷者将应对水俣病、骨痛病及其他一些工业毒害事件负责的相关公司和企业的名字从教科书中删除，尽管这些公司已成为真实的历史记录中的一部分。 　　尽管遭受重重阻扰，一部分受害者还是联合组织起来，于1967年提出了第一份赔偿诉讼。然而，政府总是法庭上的至高无上者，正如卡雷尔?范?沃尔夫伦曾充分论证的，日本没有独立的司法。最高法院的院长一层一层地严密地控制着一级一级的法官，使他们根本不敢违背政府意愿。警察机关更是为所欲为，可以不经审问而实施监禁，甚或是为达目的而严刑逼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是，在对政府机关进行的有关诉讼中，高达95%都是以原告方败诉而告终。 　　拖延是政府最基本的惯用手段。日本的法律诉讼，尤其是对政府提出的诉讼，往往历时几十年才得已处理。一个普通公民对政府或大公司提起诉讼，常常是“志未酬而身先死”，至死也可能得不到任何“一个说法”。这正是发生在水俣病事件中的真实情况。1994年7月，大阪地区法院终于对59名水俣病受害者在1982年提出的诉讼做出了这样的裁决：法庭未发现中央政府和熊本县在制止Chisso公司向海湾倾泄含汞废物的过程中有过失行为。此时，本案最初的59名原告中已有16人死亡。同时，由于漫长的法庭“马拉松”，依据有关诉讼时限法规，仍健在的12名原告也被法庭排除在外。最终，法官责令Chisso公司支付每位“合法的”幸存诉讼人以300万—800万日元的赔偿金，数额之低令人瞠目结舌。1995年，作为2000多名水俣病受害者原告代表的大部分人接受了与政府间的调解。至此，距医生断定第一起相关中毒事件已经过去了近40年。 // --------------- 第三章环境：类固醇刺激下的开发(3) --------------- 　　1994年10月和1996年12月，法庭对两起十多年前的空气污染独立诉讼案进行了裁决，责令相关责任公司对周围的居民给予赔偿，但没有要求这些公司停止有毒物质的排放，也就是说，依据日本法律，你可能在拖延了几十年后，不得不对几十年前造成的污染付出代价，但法庭几乎不会责令你停止污染。 　　肆意排放 　　也许有人认为对一个新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因急于发展和缺乏经验，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这些事不足为奇，或是难于避免，即便水俣病和骨痛病已被列入20世纪“十大环境公害事件”之中，并成为环境公害的代名词。事实上，在进入了一个新的千年之际，日本针对有毒废物的相关法规仍然极其简单而原始。在日本，有害废物基本上仍在肆意排放。 　　美国已对1000多种有毒物质的制造和使用实施严格的计算机监控和管理，公众可以自由地对相关物质的贮备情况和使用记录进行便利地检索与查询。然而，在日本，到1994年，受政府管控的有毒物质名单中只列有区区数十种相关物质，与1968年最初制定的名单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即使如此，对这几十种有毒物质也缺乏相应的计算机监控管理保障系统。同年7月，环境厅宣布正在考虑效仿美国建立一个相应的有毒物质登记系统，但计算机监控管理和公众对有关记录的可进入性仍未提上日程。要求有关公司停止有毒物质的肆意排放还任重道远，各公司目前只被要求向环境厅上报所排放的这类相关化学物质的数量。 　　日本法律不要求城镇和县在审批建设项目前进行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价研究。由于缺乏环境影响评价法规，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0个成员国中的一员，日本非常孤立，尽管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相关法规已在提案中出现了8次。1995年10月，位于厚木的美国空军基地向东京都抱怨，致癌物质正从附近的垃圾处理厂的焚化炉中散出，结果却发现在日本根本没有有关致癌风险物质的相关法规。环境厅的一位政府官员无奈地解释道：“如果没有违背日本的法规，将很难对这一事件进行处理。” 　　尽管已经出现了一些严重的事件，诸如20世纪70年代宫崎县几百名农民砷（As，俗称砒霜）中毒事件，但砷仍未被列入政府的有毒物质控制名单之中。已有的有关有毒废物的几个凤毛麟角的法规，自1977年以来几乎未做过任何修改，而新法规的实效性也很弱。直到1990年，日本才开始着手制定有关二恶英（dioxins）的相关条例，当时二恶英已被证实是地球上最致命的有毒物质之一。即使如此，这一法规的出台，也非厚生劳动省（MHW，相当于劳动健康保障部和卫生厅）和环境厅积极推进的结果。1997年8月，由于发现垃圾焚化炉周围二恶英浓度极高，导致公众一片哗然，促使政府部门最终通过了新的对二恶英进行监测的有关条例，并将其列入政府管控名单之中。然而，由于缺少相关研究，在1996年，有关政府部门不得不借助于国外的相关数据来判断其毒性。同时，新的监测条例仅涉及钢铁工厂和大型垃圾焚化炉。依据环境厅的规定，小型垃圾焚化炉（恰恰为数众多，是垃圾焚烧的主要部分）的运营者，仅在必要的情况下需对二恶英进行控制。事实上，正是在日本，情况尤为迫急，因为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绝大部分废物不是进行深埋处理，而是采取焚烧手段。1998年4月，研究者在大阪近郊能势町的一个焚化炉周围土壤中检测出二恶英的浓度高达8500ppm，为世界上监测到的最高记录。直到1999年11月，日本才同其他发达国家看齐，制定了二恶英土壤污染条例。2000年1月，二恶英特别措施法颁布实施。但真正使这些法规切实付诸实施，仍任重道远。 　　为什么有关二氧杂芑的条例的制定延误了那么久？环境厅空气质量管理科科长申辩道：“认定二恶英是一类有毒物质，我们已有的数据还不够充分。”尽管20年前开始，世界范围内的相关研究已清楚地建立了二恶英的毒性，很难理解为什么环境厅仍然需要更多的数据。1986年加利福尼亚州宣布二恶英排放没有任何最低安全值，州法律明确规定焚化炉运营者必须采用可能的最优技术，尽一切所能将二恶英的排放降低到最低水平。日本在这一事件中延误的真正原因是简单的，那就是日本的官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处理新问题上极其无能，先天不足。对二恶英问题的处理，在厚生劳动省无任何预算，因无利可图，政府和工业托拉斯对此毫无热情，缺乏推动其进行的紧迫感。 　　正如在有关银行问题一章中也将看到的，由于日本具有隐匿不利事实的传统（报喜不报忧），致使无法对日本有毒废物排放的客观情况做出正确的评价。政府不鼓励调查，有限的调查所保留的有关记录往往残缺不全。1997年3月29日，朝日电视对东京都近邻的所泽市二氧杂芑污染物的情况做了专门报道。调查显示，母乳中的二恶英浓度要比日本所认定的对婴儿无害的浓度高12—20倍。看过报道组所提供的有关废物处理技术的录像，德国专家们感到震惊了！一位专家评论道：“这完全是‘前现代’方式”。然而，正是这种方式，仍被作为标准，在日本全国范围内使用。静冈县的一项调查也揭示了同样的二恶英浓度水平。显然，有理由推断，在日本全国，情况是类似的。 // --------------- 第三章环境：类固醇刺激下的开发(4) --------------- 　　在对厚生劳动省的一个部门负责人所做的采访片段中，真正的阻力初显端倪。 　　采访者：厚生劳动省有任何针对二恶英的相关政策吗？ 　　部门负责人：没有。 　　采访者：厚生劳动省对二恶英有没有相关调查吗？ 　　部门负责人：不清楚。 　　采访者：您知道目前的二恶英排放水平如何？ 　　部门负责人：不，没有具体数据。 　　采访人：厚生劳动省制定过有关二恶英的参考标准吗？ 　　部门负责人：不，没有。 　　采访者：有相应的计划吗？ 　　部门负责人：没有。 　　采访人：对二恶英排放有控制吗？ 　　部门负责人：没有。 　　部门负责人在采访中的表现是如此惹人眼目。采访是在公众对二恶英状况极其关注，以致引起厚生劳动省的注意之前，得到同意的。如果这位部门负责人那怕是略知这样的二恶英状况是令人不安和可耻的，可以肯定采访人是绝不可能进入厚生劳动省大楼的。厚生劳动省对二恶英是如此一无所知，这位部门负责人的回答中流露出的疑问和不屑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你要问我这些事，我怎么会知道？” 　　窥一斑而知全豹，透过泄出的有限数据，带来的是令人不安而不祥的预感：相当规模的有毒废物在日本仍未得到有效的研究，更不用说监测与控制。1997年9月，媒体披露所泽市及其所在的琦玉县涉嫌共谋掩盖当地垃圾焚化炉的二恶英排放数据。1992—1994年间，当地垃圾焚化炉二恶英排放量超过法定排放标准的150倍。另一个臭名昭著的案例是，东京郊外多摩地区由27个自治体联合组成的谷户泽废水处理合作署，长期保密反映水污染状况的有关电导率数据，后来即使被法厅依法要求公布数据，仍拒不执行。1995年12月，环境厅公布点状污染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的41个，地下水中致癌物质的含量超过允许排放标准。其中情况尤为严重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新潟县燕市，检出三氯乙烯（一种金属溶剂）的含量为安全标准的1600倍。尽管已深知三氯乙烯是一种致癌物质，并且在全国293处被检出，但仍没有任何全国范围内的相关法规对其使用和排放进行控制和管理。 　　“日本经济与非法倾废相伴”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乡村的情况。顺着周刊《星期五》于1995年5月的报道，就让我们从福岛县Iwaki市的一个小镇开始我们的乡村之旅吧。在一块写有“安全第一”的标语牌后，赫然堆放着3万多个生锈漏渗的废油罐。1989年，这些廉价的堆填物在某个地点存放了7年之后，在一个个漆黑死寂的夜晚，开始被悄悄地扔弃到城南的一个废矿地。到1992年，非法倾废被停止，被堆弃的废罐已达4.8万多个。不法倾废者无力支付600万美元的清理费，县政府也不愿开此先例。结果，只有17%的废物被处理。在废矿地附近，距最近的房屋仅几码之地，一个掩埋式垃圾处理场含有放射性钍（Th）。鉴于当地居民的一再抱怨，垃圾处理公司给处理场加盖了薄薄的一层土覆层。随后，政府对此未再做任何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法律处理。 　　从Iwaki市来到奈良山区，“昭和新山”跃入了视野。“昭和新山”的山名源于其出现在昭和后期（1983-1989），系大阪的一个建筑公司非法倾废所成。后来，这家建筑公司的负责人卖掉了这片地，从此销声匿迹。此后，无论是奈良县还是中央政府部门都未再对此进行任何处理。最近，当地农民发现有奇怪的橙色淤泥从他们的稻田里渗出。 　　据《星期五》报道，1992年日本警察部门发现了1788起非法倾废事件，涉及的废物总量达210万吨。即便如此，这也只是冰山的一角，大约不足非法倾废总量的1%，这也就意味着，每年约有2亿吨废物在日本被非法倾倒。罚款数额总是异常滑稽的有限，以YoshizawaTamotsu一案为例，他涉嫌盗伐3000株柏树，并将34万立方米建筑垃圾非法倾倒于一个国有森林，由此非法赢利600万美元，结果，仅被处以5000美元的罚款。 　　类似的事件在日本全国各地日复一日数以千计地重复上演。总部设在东京的日本废物处理全国协作网事务局局长大桥光雄指出几十年来都市正在持续不断地将工业废物倾向周边乡村，他警告说：“如果这种现状继续，乡村将彻底成为大城市的垃圾堆积场”。 　　在一个人人皆知的案例中，丰岛综合观光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向濑户内海的丰岛倾泻了51万吨有害废物，结果仅被判支付5000美元的罚款。留下的，是高达15米含有二恶英、铅及其他有毒物质的垃圾山，岛上的居民不得不面对并设法进行善后处理。与其他案例一样，十多年来香川县政府拒绝对此负任何责任，根本不采取任何措施设法处理，直到2000年，才勉强开始考虑清理问题。全国工业废物联合会铃木勇吉顾问介绍：“几乎所有的废物清理设施的规模都很有限，企业根本没有斥资进行必要合理的废物处理设施建设的计划。如果消费者不为废物清理买单，废物将永远得不到清理”。 　　应该受到谴责的当然不应该是消费者，因为在日本，他们对自已国家的产业政策根本无能为力。问题在于牺牲一切，产业优先，绝对向工业倾斜的国家政策。对于那些排放有害废物的企业，对于那些处理有害废物的垃圾处理部门，政府既缺乏相关的管理制度和法规，也不进行监测调查，更没有严厉的法律手段。有害废弃物屡见不鲜，亦不愿支付相应的清理资金。“政府轻易地对那些进行非法倾废的公司和企业置若罔闻，缄默不语，绿灯常开，为什么我们却不得不担负清理这些垃圾的费用？”，日本经济联合组织“经团联”的工业事务局负责人太田元质疑道。“日本经济是建立在非法倾废的基础上的，”一个废物清理机构的负责人断言。 // --------------- 第三章环境：类固醇刺激下的开发(5) --------------- 　　这正是事实，为了坚守“制造业优先”的政策，中央和地方政府一贯拒绝进行有效全面的有害废物污染影响评价，一直用掩盖或欺骗等手段，支持着工业污染者。前面所介绍的阪神大震灾后兵库县在神户不进行石棉污染调查即是一例。而宇都宫近郊的那须町（那里有94个所谓无害废物的掩埋处理场）则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当野生动物开始在那须町不断死亡的时候，当地居民要求有关政府部门进行相关的调查，但政府坚持当地的水源没有任何问题。然而，一家民间私营公司在调查中，测出了水源中含有高浓度的水银、镉和铅。 　　垃圾堆积，同时缺乏处理这类垃圾废物的经验和技术。这类丑闻层出不穷的原因，在于规划和管理国家工业框架的政策中根本没有将废物处理列入考虑的清单之内。几乎没有针对环境污染的相关法律和对废物进行处理的配套设施建设的投资要求，即使污染了环境，也不必担心会有任何依法要求的经济处罚。结果，日本的公司理所当然地认为根本无需开发废物处理技术。同时，不只是日本的企业完全地忽视了这一问题，国外的评论家们在大肆鼓吹日本的“高效经济”时，也从没有稍稍停下来质疑一下工厂的烟囱里冒出的是什么，废物又埋到了哪里。为什么政府不能，事实上是不愿意对有毒化学废物进行跟踪。显而易见，废物处理和工业污染管理与现代经济的真实效益之间关系密切。如果根本不考虑废物处理，那会怎样？相对于那些严格进行污染控制的经济，对污染置若罔闻不做任何处理的经济所取得的高GDP与之是截然不同的，后者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类固醇刺激下的经济”。 　　不闻不问，沉浸于来自国外的言过其辞的赞扬声中得意洋洋，日本通产省（MITI，现改名为日本经济产业省）和环境厅的官僚们优哉游哉地稳座钓鱼台，自认为天下太平。这些厅部的国家公务员们，几十年来隐瞒事实，对于在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识和标准的一系列有害废物检测和控制技术，他们只有一点梦魇般的朦胧认识，根本没有考虑有必要学习与借鉴。“绿色技术”在21世纪已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新领域，而在日本却举步艰难，发展缓慢。中央和地方政府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检测和处理有毒化学物质。阪神大震灾后，神户有毒物质令人难以置信地肆意散布，其原因就在于相关管理部门根本不知道怎样处理才好。对垃圾焚化的一系列新技术一无所知，对屏蔽保护技术，对有毒排出物的监测技术等等仍旧是一片空白，毫无所知。 　　1994年9月，环境厅宣布加强对工业废物处理点的管理规章。目前的管理条例自1977年建立以来，一直未做任何修改，90年代出现的化学物质基本上都未被包括在内。而废物处理点也只是在地上挖的坑，仍然几乎处于无任何防护措施的状态，没有屏蔽设施，也缺乏任何过滤处理。缺乏对浸出水体的处理装置，任由废油和致癌有毒物质对周边地区造成污染。被报道的这类缺乏防护措施的废物处理点有1400多个，占全日本工业废物处理点的一大半。此外，仍然有成千上万未报道的处理点。环境厅所谓的“加强的管理规章”是什么？只是历时几年，对20个处理点进行的调查。 　　适宜于筑坝的土地 　　失控的洪水猛兽般的废物污染问题也是日本一直引以为豪的教育体系的一个不良的副产品。日本学生不仅要死记硬背学校所灌输的庞杂事实，其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同时，还要努力学习成为一个驯服而勤奋的员工。许多有关日本的著作中，对此教育体系非常惊讶甚至嫉妒。然而，事实上，他们只是注意到了教育“资产负债表”中“资产”这一栏，却完全忽视了“负债”部分。 　　负债部分中实则暗藏危机。在只求制造业成功的国家优先级名单上，与产业相比处于低优先级水平的内容，如“环境意识”等，在日本的课程里根本就不会出现，最好的例子就是“垃圾问题”。结果怎样？住在京都的一个美国人，《京都向导》（KyotoCityGuide）的作者梅森?弗洛伦斯（MasonFlorence）写道：“在我成长的地方美国，乱扔垃圾，会遭到抗议的警告。你随手把香烟盒或空罐扔出窗口，立刻你旁边的一个家伙或一个女孩就会叫到‘嘿，干什么呢？’”但在日本，情况完全不同。被扔弃的空瓶、旧冰箱、空调、报废的汽车和破烂的塑料袋、尼龙袋沿着乡间的道路纠结成了垃圾丛林线。塑料瓶在海滩上四处散布。正如梅森所说：“开车穿过北山（位于京都北部），垃圾随处可见，这在诸如克罗拉多等地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不只是在克罗拉多，在欧洲的许多国家，在新加坡或马来西亚，这也同样是不可思议的。 　　简而言之，日本企业之所以肆意排放有害废物，正是从人人都乱扔垃圾开始的。致力于培养驯服而勤奋的员工为目标的学校，根本没有将培育“珍惜自然，保护环境”之心列入教育内容。现在，日本不得不为此支付账单，付出代价。 　　日本学校一点一滴地向孩子们灌输了这样一个概念，每一座大坝都是伟大的，每一条新筑的道路都会成为通向幸福未来的坦途。简而言之，教育系统将日本锁定在永远“行进在发展途中之国家”的形象。当美国的国内事务部决定拆除缅因州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爱德华兹（Edwards）大坝时，教堂钟声长鸣，成千上万的人们为自已家乡的河流能够重新赢得自由而欢呼雀跃。在日本，截然相反。地方团体仍在挥舞彩旗，敲锣打鼓，继续为又一个土木建设项目完工而建立的所谓“新里程碑”而欢呼宣传，这种反应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我居住的小城——龟冈市，有自己的城刊，取名为《丹之街》。掀开赫然印刷着“欢迎到日吉大坝来！”的封面，看到的是被混凝土覆盖平坦化了的山坡地的大量照片，了解到的是日吉大坝是一个“多功能”大坝，不仅用于洪水防控，而且是一个观光中心和公众的一个学习地和游玩地。“我们希望它能为活跃和提高当地文化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不仅服务于家乡日吉町，并能将积极影响有效地辐射到周边地区。” // --------------- 第三章环境：类固醇刺激下的开发(6) --------------- 　　诸如日吉坝这样的大坝，正是日本的孩子们去学习和游玩的场所，它们必然对文化做出贡献。的确，它们迅速地成为一种文化，同产业界、学校和法院一起，成为一个功能一致、紧密联系的整体，最终成为国家所控制和拥有的具绝对优势的强大武器。在同志社大学进行环境研究教育的艾伦?斯托珀斯（AllanStoopes）告诉我，他的学生想投稿给那些由“地球之友”和“绿色和平组织”等环保组织所创办的期刊杂志，但是却不敢，因为怕学校和公司知道后，会对他们日后的求职活动不利。那些为水俣病和骨痛病的诉讼坚持不懈抗争四十多年的市民团体，的确应该被称作“真的勇士”。 // --------------- 第四章泡沫经济：追忆繁荣岁月(1) --------------- 　　纵览日本山川的现状，便能清楚看到，自动操作系统会带来多么危险而极端的问题。我想以此为基础，考察一下1990年以来持续至今的金融萧条，也就是所谓的泡沫经济的崩溃。 　　由于股价、地价暴跌，高达1000万亿日元的资产居然化为乌有。市场若长此以往，持续低迷下去，还将导致300万亿日元流失。 　　让如此庞大的资产流失，这绝非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暂时遇挫这样的细小问题。这种损失只是在经历战争或帝国灭亡时才会遭受。纵观世界历史，如此例子也是屈指可数。日本究竟怎么会陷入这样让人难以置信的局面呢？要了解这一原因，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走向巅峰时的情形吧。 　　尾上缝之传奇 　　尾上缝是大阪高级日本料理店的老板娘。 　　1987年末，每到下午，尾上缝的宅邸前就停满了黑色豪华轿车。当时，附近的人们对此也并未十分留意。从轿车上下来的人身着黑色西服，手提公文包，进入宅邸，时常是不到凌晨两三点不会出来。左邻右舍后来才知道，这些西装笔挺的宾客并非冲着珍馐佳肴而来，而是为了向尾上家那个神秘之物表示敬意。这个神秘宝贝就是尾上缝视若珍宝的陶瓷摆设——蟾蜍，这正是80年代操纵日本股市的最大黑幕。 　　蟾蜍被视为具有灵异功能的生物，与日本神话中的狸、狐狸一样，会使妖术，尤其是与金钱有关的妖术。据说它还能化身为妖姬，精通中国和印度的古代魔法。 　　说起日本兴业银行，它曾是一流的金融机构，而兴师动众地供奉尾上缝的“蟾蜍”的也正是它。兴业银行东京总行的部长、课长们甚至特地坐新干线前往大阪，参加蟾蜍的供奉仪式。他们与山一证券等证券界精英一起，参加尾上缝宅邸里的深夜参拜诵经仪式。 　　按照仪式程序，首先轻抚蟾蜍的头，接着到摆放在庭院里的各种佛像前念诵祈愿，最后，尾上缝坐在蟾蜍的前面，入定，然后晓谕买进哪只股票，卖出哪只股票。东京的股票市场便随着这一“神谕”而波动。在90年其巅峰期，尾上缝的蟾蜍以金融产品的形式操纵着1万多亿日元，她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个人投资家。 　　而且，就尾上缝个人而言，她从银行获得的融资额度也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尾上缝说：“钱进了蟾蜍之口。”尾上缝似乎大量使用了中国和印度的妖术，她从1986年获得的仅有一点融资起家，转眼功夫就建起了庞大的金融帝国。纵观历史，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积累起那样的巨额财富，这样的人绝无仅有。 　　1991年，兴业银行放贷2400亿日元，让尾上缝购买兴业银行债券，另外有29家银行和金融机构也给予其融资，总金额高达近28000亿日元。纵然是产油国的操纵者、世界首富文莱国王，当时的总资产也就是3500亿日元左右，两相比较，足以见得尾上缝负债规模是如何庞大。 　　尾上缝赶上了80年代所谓“泡沫经济”的景气时代。当时，日本的股价、地价偏离规律，被一路推至令人咋舌的高价位。日本经济规模大约只有美国的一半，但90年代东京证券交易所的市值总额却超过了纽约证券交易所。拿不动产来说，据说皇居的地价比整个加利福尼亚州还要高。 　　东京证券交易所日经平均指数近10年来持续上扬，1989年冬季平均估价终于突破了39000日元大关。在这一时期，股价市盈率高达80倍（当时，美国、英国、香港的市盈率为25—30倍）。大藏省预测：平均股价不久将升至6万—8万日元。日本举国欢腾：这是日本独特金融体系的胜利——外国金融体系一般以现金流为基础，而日本却以资产评估额为基础。 　　然而，一转眼功夫，股市开始狂跌。从1990年1月起，股价开始下滑。之后的2年中，竟下跌了60%之多，不仅跌幅大，此后也迟迟没有恢复。此后11年，股价至今仍未恢复，一直在1万日元关口附近徘徊。不管银行职员们怎样努力，“蟾蜍”的庇佑如何，尾上缝的帝国土崩瓦解了，她于1991年8月被逮捕。警方抄家后查明，初期作为贷款担保的存款证明是由和蔼可亲的银行分行长等人伪造的。尾上缝的破产招致债权人近2700亿日元的损失，引起2家银行倒闭，日本兴业银行总裁被迫辞职。之后，兴业银行自己也不得不被别的银行收购，以维持生存。被大众传媒称作“泡沫女王”的尾上缝，与银行经营者们一同锒铛入狱。 　　股价暴跌的同时，地价也随之下跌。1991年以来地价每年不断下滑，现在，只剩泡沫经济时期的约五分之一。除土地外的投机资产也发生贬值，跌幅尤其显著的是高尔夫球场的会员权了。鼎盛时期会员权高达1亿多日元，而现在却以不足当时10%的价格变卖。由于必须偿还会员几万亿日元的预交款，许多高尔夫球场的开发商濒临破产边缘。 　　怎么可能？ 　　由于反复发放巨额贷款给尾上缝这种猎购股票和土地的投资高手，银行因不良债权的重压而喘不过气来。大藏省多年来一直声称不良债权总额为35亿日元，到99年才勉强承认该数额超过77万亿。但分析师们普遍认为：这一数额其实应该更高，而且到2002年将升至约150亿日元。与之相比，80年代美国储贷危机引起的那些危机简直不足挂齿。储贷危机带来的损失约16万亿日元，约占当时美国GDP的2.7%。据称，日本援助其银行所需开支占GDP的约23%，从所占比例来看，这一沉重负担乃是美国的近9倍。为了支援银行，10年来日本的利率一直被压制在最低水平，1999年又大规模注入了74500亿日元资金，但是，偿付金融机构过度融资的进程却只完成了极少部分，只有约20%。 // --------------- 第四章泡沫经济：追忆繁荣岁月(2) --------------- 　　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受打击最大的是印度尼西亚，但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鲁迪格?多恩布什却认为：如今日本经济状况严峻，其程度并不亚于印尼。“日本人恐怕会想：这怎么可能呢！他们觉得，日本国民勤劳，教育水平高于其他国家，拥有先进技术，并在世界范围内融资。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怎么会有破产的事发生呢？然而，在1929年，美国也具备了同样优越的条件，但因为胡佛总统与联邦储备银行坚持推行错误政策，结果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大恐慌。 　　所谓“错误政策”是指什么呢？换句话说，成熟的股市为什么会完全脱离经济现状而运行呢？本该是社会精英的兴业银行职员们怎么会失去理性而去如此依赖尾上缝的“蟾蜍”呢？答案很简单。日本金融业的运作不是根据实际价值，而是依照官方命令行事。在现代日本，不仅是经济领域，从软件业到医疗业，几乎所有体系都存在类似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的现状就是个饶有兴趣的试点案例：手政府控制的市场如果漠视现实，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在这一点上，日本这个案例似乎比分析苏联还要合适。 　　规则不同 　　90年代初之前，一直盛行一种说法：日本“独特的资本主义形态”被奉为一种新的范例，是对欧美的大胆挑战。事实上，日本的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不同的规则之上。不管怎么说，50年来，股价、债券、利率基准都是由日本最强的政府机构──大藏省确定，无人违反。 　　日本金融体系以提供廉价资本，强化制造业为目标，在战后数十年中出色地实现了其目标。储蓄款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低利率变成资金流入大企业（80年代后半期，日本资本成本约为0.5%），而欧美企业支付的利率最低也要5%，最高则超过20%。在其他国家，投资家、存款者会期望回报、分红等，在日本却完全没有。 　　大藏省最引人注目的魅力所在就是其零分红的股份。经济学家们感叹：在欧美，为了满足冲着收益而来的投资家的要求，华尔街常常通过设备投资等，优先考虑能迅速向股东分红的收益。在日本，由于能够不对贪婪的股东进行分红，企业就能将几乎所有收益投入到设备投资中。虽然没有分红，股价却从70年代到80年代持续上涨。这一现象创造了一个神话：日本股票不同于外国股票，日本的股票绝对不会下跌。1990年，摩根斯坦利开始发布报告，指出了日本应该卖出的危险股票，而大藏省却将其视为与日本股市的道义传统不符，是有悖信义的行为。 　　从国际市场撤退 　　从泡沫经济获得的众多教训中，最令人惊讶的是，大藏省与日本的银行以及证券公司竟然没有学到外国金融市场中所使用的技术。一般说来，日本在世界上被赞誉为高科技国家，但在金融界水平却明显低下。借款没必要归还，股票没有分红，这样的话，要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价值呢。除了尾上缝的“蟾蜍”，就别无其他合理的标准了。80年代，华尔街的经纪人开发出了复杂的电脑交易系统和数学工具，使支配现今市场的新颖金融产品成为可能，但以野村证券为首的证券公司却丝毫不加以效仿学习。1991年以来，他们继续缩减，野村证券一如既往不断出现损失，也许在美国、英国还勉强维持经营。1999年大和证券把海外分店从30家降至18家，日兴证券、野村证券也都关闭了大量海外分店。1998年，日本的证券公司彻底跌出了排名世界证券公司的前十位。 　　1997年末，东京证券交易所交易量的近40%由外国证券公司处理。1997年秋，四大证券公司之一山一证券发觉海外有2000多亿日元的簿外债务，被迫自行宣告破产，四大证券公司就只剩下三家了。 　　但是，大藏省的金融机制还有最后的一个使命，那是个自杀性的使命。90年代初，大藏省决定应该进入亚洲市场。认为亚洲是日本的防备范围内，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的地价数十年连续上涨，看似完全符合泡沫经济的结构。 　　总而言之，日本将泡沫经济向整个亚洲输出了。这些国家就像80年代在东京、大阪那样，不计后果地融资建造写字楼、购物中心、宾馆等。东京三菱国际（香港）代理部长真田幸光说：“我们纯粹就是在吞噬资产。欧美人从盈利性的角度来管理资产。如果无利可图，银行就不会放贷。但是，我国银行即使对于收益不太好的企业，也一概给与融资。” 　　印尼、马来西亚在苏哈托、马哈蒂尔这样强硬派的领导下，由政府确定价值，命令投资者应该买什么，而且大家也都唯命是从。照大藏省的观点说，东南亚还没受到“现金流”这一洪水猛兽的侵袭，是最后的伊甸园。1994年以来，日本的银行对东南亚的融资增长到了原来的两三倍，其中大部分资金流入了韩国、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尤其是泰国，其海外融资的一半以上来自日本的银行。 　　古代犹太人有这样一个笑话。问：“即使在冰上滑倒，复仇天使也仍然穷追不舍”，这个谜语的谜底是什么？答：“不要为了虚荣而被称为复仇天使。”大藏省的处境也十分窘迫。1997年秋，“复仇天使”挥舞着“真实价值”的火焰剑登陆东南亚，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的货币一夜之间崩盘。长期驯服的市场突然说崩溃就崩溃，苏哈托和马哈蒂尔束手无策，只能狂怒地观望。90年代，在日本潜伏发展了7年的大规模金融崩溃在仅仅几个月中爆发了。 // --------------- 第四章泡沫经济：追忆繁荣岁月(3) --------------- 　　官僚的暗笑 　　证券交易市场的规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1989年纽约和东京股市时价总额几乎不相上下（东京证券交易所还略大些）。如果快进12年，观察2002年3月的情形，东京股市的总市值价总额只有纽约的四分之一强。更加无情的是，虽说为新股服务的场外市场发展速度趋缓，但纳斯达克本身却已成长为一个巨人。纳斯达克的总市值以令人惊奇的势头逼近东京证券交易所。2002年初东京证券交易所一蹶不振时，纳斯达克市场却反转直上。纳斯达克和纽约市场平均每月成交额合计超过东京的10倍。说到底，大藏省的体系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但泡沫破灭后，市场机制不健全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可是很奇怪，大藏省却对改革不感兴趣。 　　问题在于银行和证券公司是以非现实的价值为基础。就像日本各村都建设堤坝上了瘾，银行也成了麻药的俘虏，一下子改变这一体系的话会出现剧烈的断瘾症状，难以摆脱，因此，作为日本金融大改革的一个环节，放宽限制并没有发展为根本性变革。 　　1996年，以改革为题发表讲话的大藏省国际金融局局长榊原英资宣布：“我们官方将全面放权。”据《华尔街日报》称，之后，榊原英资根据金融大改革构想，简单阐述了自由市场要如何开放，但他还含笑附加了一句：“当然我们不会允许市场混乱。” 　　在这里，我们来观察一下泡沫经济破灭所导致的各种后果中，导致浑身瘫痪的“麻痹”现象。大藏省不可能使真正的金融大改革得以实施，究其原因，在于如果把合理性引入魔法的城堡，恐怕一切都会土崩瓦解。也有人认为，泡沫经济造成的损失基本上都是账面损失，不需要太过担心。但恰恰在日本，账面损失就是个大问题。金融界操作中最巧妙的业绩就是使账面资产膨胀。因此，当城堡的围墙一旦开始出现裂缝，大藏省就谨小慎微地行事，不能声张。 　　“簿价会计”是大藏省情有独钟的一种会计方式。这种方式是一直以买入证券、不动产的价格入账，而不是以时价计算。例如，以40元买进的股票，现在涨到100元，但账簿上记的仍只有40元。有盈利，却巧妙地假设没有盈利，并创造另一种假设，即“隐含收益”。在日本金融界，没有比簿价会计带来的损失更大的了。 　　“隐含收益”这一概念，以“隐含损失”的形式反弹回来。随着不动产公司的倒闭，那些土地就成了债权人的难题。银行不是依据现价每年将不动产的损失入账，而是始终以买入价记载，这在卖出时的瞬间，银行就不得不将这笔突如其来的巨大损失入账。 　　这一体系正在麻痹着不动产市场。银行虽然陷入现金不足的困境，但又不想变卖贬值了的土地，因为一旦变卖，就必须将损失入账，因此，市场接近于停滞状态。银行由于“隐含损失”不出售土地，对投资家而言，又认为地价尚未跌到可以赢利的水平，于是谁也不会去购买土地。 　　股市也陷入了麻痹状态。1989年新股发行总额达58000亿日元，1992年下降到仅有40亿日元，即，约是3年前的0.07%，1998年虽涨到了2840亿日元，但也只不过是10年前的5%。还有一个重要的统计数据就是上市企业的数目。东京证券交易所90年代的上市企业数维持在原来水平，纽约却增长了45%。 　　相对计算可得，1995—1999年间，东京证券交易所、大证两家新筹集到的资金（包括上市、增资）共计15000亿日元。而同期纽约和纳斯达克两家所获资金却超过60万亿日元。股票市场本来的目的就是向企业提供筹集资金的场所，从这一层面上看，90年代前半期东京证券交易所无异于停业了。 　　打鼹鼠游戏 　　90年代后半期，日本的金融体系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簿记会计”逐渐向时价会计转变，不动产评估也开始引入新的方法：以盈利性为依据进行估价。但是，这一改革（日本几乎所有领域都是如此）进展缓慢，而且没有彻底实施，因此，金融市场结构与过去相比仍无根本性改变。在迎来了21世纪的今天，日本对于已被英美普遍接受的经济规则只给予极少的认可。银行、不动产公司将土地资产以不符合市场的价格列入资产负债表。如果以收益率计算，股市就不得不被维持在较高价位，大企业对这一体系惟命是从，决不兴风作浪。我总觉得这是彻头彻尾的犯罪，日本却顺当地将其贯彻始终。西方经济理论家们像相信物理、科学一样相信普遍的金融规则，他们对日本的做法简直哑口无言。 　　所谓金钱，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价值观等所左右。单纯从经济理论上说，破产的银行理当关门，但如果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要使这些银行继续生存下去，即便是破产的公司也能继续从事日常业务；脱离现实的土地价格、证券价格若能被大众接受，那破产公司也能存在下去。 　　这样，在多种领域中被制定出来的价格进行互相扶持，结果就是“麻痹”。另一点不能忽视的是泡沫经济的崩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进程。通货紧缩开始时，大藏省用尽一切手段以期控制崩溃局面，其控制手段确实高明，日本看似只受了一点小创伤。 　　回顾战后日本的成功，就会发现金融法则绝非普遍性真理。凭借命令型资金供给体系，与金融法则不相符的金融制度也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但是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的麻痹期，仍将违反金融法则贯彻到底的话就会产生反作用。有趣的是，疼痛在不曾预料的地方出现了：日本表面上仍维持其金融体系——破产的银行仍照常营业，股市也看似平稳，但是，问题钻进地下到别的地方冒了出来。 // --------------- 第四章泡沫经济：追忆繁荣岁月(4) --------------- 　　以前游乐场流行一种叫“打鼹鼠”的游戏。随着游戏推进，鼹鼠的动作逐渐加快，刚打了这里的那边的就又冒出来了。金融界最繁忙的打鼹鼠游戏，冠以BIS之名。BIS也就是国际清算银行。它是国际性的协商机构，规定银行对融资必须维持最低8%的“自有资本比率”。这就是说，要贷出100日元，至少要有8日元自有资金作为支撑。银行资本如果过少，国际融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 　　80年代世界各大银行齐聚国际清算银行达成一致意见时，日本的银行却要寻求特殊待遇。由于股票涨跌剧烈，在外国并不承认将股份计入自有资本。像美国等一些国家甚至不允许银行持股。但在日本，作为“稳定股东”制度的一个环节，银行持有巨额股份。因此，在制定BIS规章的会议上，全世界只有日本的银行认可将股份计入自有资本。 　　90年代初，股价开始下跌时，打鼹鼠游戏也就开始了。银行发觉自有资本率冲破8%的界限继续下降。大藏省积极出手援助银行，命令证券公司、年金基金买入股票。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价从1989年39000日元的最高值跌至2002年春的1万日元。本来，从市盈率的观点看，股价不可能不跌到8000日元以下。如果把日本股市的不景气任由自由市场规律去解决，应该会落到如此下场。但因为有国际清算银行的问题，大藏省不会允许这种情况的出现。 　　将国际清算银行这只鼹鼠打回了洞穴，可这次又有新的鼹鼠跳出来了——即保险公司和年金基金的崩盘。他们常年投资低利率的股票，利息几乎为零，甚至是负利率。这样说来，大藏省必须要对付的就不仅仅是银行这只鼹鼠，还有年金和保险公司。如果让股市上涨，年金基金和保险公司将会破产。为了救助他们，银行就不得不削减国际融资。2001年，政府为了援助银行，商讨了成立股份收购机构的事宜。该机构通过收购银行持有的股份，以使股票符合市场原理，防止暴跌。这么一来，打鼹鼠游戏就将变得愈加激烈。 　　泡沫经济的教训 　　总而言之，曾被誉为“技术大国”的日本在90年代被时代抛在了身后。当美林、高盛都在开发预测未来市场的精密计算机算式时，野村证券的员工们却依然在使用算盘，而且仅会一种算法——加法。 　　并不是说日本不能脱离西方的惯常做法，日本式的资金供给体系获得了巨大成功，亚洲各国能够利用该体系促进工业基础的发展。美国空前的赤字支持着经济，同样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金融体系为社会带来了实惠。但是，由于这两种体系都在根本上扭曲了金钱法则，一旦越线，巨大的危险便随之而来。 　　对于美国来说，别国持有的美元的确是一种威胁，但这种恐惧也不是绝对的。由于市场规律支配美国经济的绝大部分，所以，美国经济整体结构牢固。相反，日本虚拟资产、虚拟日元、虚拟结算支配着一切，经济结构脆弱。问题的关键在于平衡，就像建筑一样，而日本的金融界不断走向极端，超过了资金供给体系的界限。 　　遵从“蟾蜍”之言的日本兴业银行难道不值得赞扬吗？从古代中国传来的蟾蜍魔法十分符合20世纪末日本金融界这个神话世界，是当时最灵验的市场预测法。“蟾蜍”有时命令买入，有时命令卖出，可尾上缝最终只损失了2700亿日元。由于融资总额达约27000亿日元，其损失只有10%，相对而言不算多。另一方面，大藏省和野村证券只对投资者发出买入建议，从来不叫他们卖出，结果从1989—2001年，套在市场中的人们损失了投资额的50%—60%。财务省至今仍继续对年金基金、保险公司等发出买入指令。如果银行仍继续听信尾上缝蟾蜍的“神谕”，或许今天日本的状况还要好些。 // --------------- 第五章信息：对现实的不同观点(1) --------------- 　　世上罕见的美丽国土被荒废，被评为最富有的国度成为贷款大王。究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了呢？要理解它，有必要了解某些奇妙要素。打算撰写日本问题的人一旦面对上述问题就会搁笔不写，扭头而去。所谓这些要素，就是信息不实。由于在各个领域中的信息被巧妙地操纵，日本正在渐渐变成一个真假难辨、无法掌握的世界。 　　如今的日本，可称得上是个“昏暗地带”(twilightzone)。堤坝和公路无缘无故地切断自然景观，资金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用到了哪里。这也许是艾歇尔或卡夫卡情有独钟的世界。可是，由于官僚们确实存在于这个世界，就不能轻视它的非现实性，因为银行负债、企业资产负债表、工业废弃物、医疗和医药用品以及其他无数的实际状况，这些都被官僚们瞒天过海地隐瞒了起来。 　　这不仅仅是对学者造成不便。无法了解真实数据，正是日本与欧美民主主义的最大差别。然而，日本问题专家一般都忽视了信息被操纵这一问题。西方的专家们即使明白平时经常碰见的“真心话”与“场面话”的差别，但也很容易认为它们只是交涉中的策略，丝毫也没想到：关于信息，日本人的观点与欧美大相径庭。 　　富士真景 　　在日本传统里，“真实”并非神圣不可侵犯，而“事实”也未必是事物的本来面貌。在这里，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东西方文化差异。在1995年的大和银行丑闻中，这种文化差异发生了冲突。大和银行与大藏省（现为财务省）合谋隐瞒了超过1000亿元的损失，得知这一消息后，美国联邦准备制度理事会命令大和银行纽约支行停止业务。大藏省对于这一措施非常愤慨，批评说，这个命令是由于未能理解日美银行经营上的文化差异之故。 　　文化的差异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理想的形态比现实更“真实”。江户时代某画师画有题为“富士真景”的屏风，这屏风保留至今，但上面的“真景”与现实中的富士山并不十分相似，而是巧妙勾勒出画师心中理想化的富士山。这一想法扩大范围，就构成了日本人日常生活中“真心话”与“场面话”的基础。即使面对的现实与“场面话”截然相反，也要想方设法恪守“场面话”的惯例。这是因为，要保持和谐，重要的是不断隐藏自己的“真心话”。 　　“场面话”还包含着客气的成分。它基于这种看法：“场面话”产生于不依赖于具体言辞的交际，没必要效仿西欧特别是美国那种凡事都要和盘托出，表露无遗。在人际关系方面，“场面话”有很多优点。恪守“场面话”的规则，“和”之花才能盛开，有益于营造和谐社会。也正是因为这样，在欧美国家令人头痛的暴力、家庭分裂、以及过多的诉讼，在日本就相对较少。 　　场面话、客气、谨慎，这是日本真正优秀的特质之一，它为社会产生出大度和稳重，这在欧美很难见到。欧美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冲突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如果超越人际关系的范围，涉及到科学或者金融统计等领域，“场面话”就会导致麻烦。在此，曾是明治以来现代化口号的“和魂洋才”再度登场。“场面话”是“和魂”的残余，与所谓的“总体控制”中的“和魂”相同，如果把它拙劣地混用到现代体制，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麻烦。当客人在茶室里出现疏忽时我们最好佯装没有看见，这种意义上的“场面话”就是令人赞许的态度。然而，如果把它运用到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或者是原子能发电的安全报告中去，就会导致危险而又无法预测的结果。 　　账簿操作 　　首先，我们来考察金融界的“飞账”。所谓的“飞账”，就是指为了损失不被发觉而将帐簿上有问题的事项替换掉的行为。比如，向没有支付能力的贷款人或者子公司贷款，为了能够持续偿还利息，通过“飞账”让不良债权从账簿上“飞掉”。另外，也有将有纠纷的土地出售给子公司，用以借贷购买这块土地的资金，通过这一手法来解决问题。日本兴业银行拥有100多家这样的子公司，隐藏了2兆日元的损失。 　　国土厅（现为国土交通省）将“飞账”的不动产交易作为实际的交易来处理，以此来歪曲地价统计。虽然国土厅公布的地价比最高峰值下降了50%，而拍卖的结果显示，实际下落幅度将超过80%。这就是歪曲了统计值的典型范例。“飞账”只不过是“粉饰决算”的手法之一。在粉饰决算上，普遍偏好使用的是“簿价会计”，不管时价变得多低，银行等机构总是用购入价格来评估其资产价值，从而，就可以隐瞒隐性损失变得庞大。粉饰法也存在于其他地方，比如，关于养老基金不足，直至最近，日本企业都没有报告的义务。因此，基金不足这一事实被隐瞒，企业面临着严重的亏损危机。也有企业养老金的赤字超过了年收益。 　　一旦别无他法，人们就开始窜改账簿。而且，这是由大藏省和通产省（现为日本经济产业省）唆使的。如果考察一下1996年的住专（住宅金融专门会社）丑闻就会一清二楚。住专下属的7家公司背负着8兆日元的不良债权而倒闭时，7家公司中有6家是由原大藏省退休官员来负责经营的。尽管六大公司情况各异，但都引发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那些退休官员扩大贷款的结果是，贷款的90%到98.5%都无法收回。 // --------------- 第五章信息：对现实的不同观点(2) --------------- 　　由于损失金额被极其巧妙地窜改，1992年大藏省的报告做出结论：住专“没有濒临危险状态”。把亏损问题拖延不决，这时的账单转移到了1996年，为了替它揩屁股，日本国民不得不分担余下的数千亿日元不良债权。 　　“羊来了” 　　“飞账”或者“粉饰决算”可以说是慢性病，是日本产业的特征。公布出的数字与现实的差距非常大。隐瞒亏损的案件一次次地被曝光很不光彩，但即使是这样，银行等等机构还是依赖于“飞账”或“粉饰决算”，这已然成瘾难戒了。如果不隐瞒亏损，银行就无法维持BIS（国际结算银行）的合理的自有资本比率，无法开展国际业务。 　　反复使用这种通融手段，就忽视了金融危机的紧迫性。1999年2月，大藏省财务官(相当于负责国际金融的副大臣---译者注)榊原英资公开表示说：金融危机在“1～2周内”就会过去。狼已经逼近家门口了，而政府却还在不停地叫嚣“羊来了”。专家们估算，不良债权总额将达到政府公布数值的2到3倍，实际上国家负债总额已经达到了被公布的国债数额的3倍，这些情况都是因为不断地叫嚷“羊来了，羊来了”。第一劝银综合研究所主任石泽卓志这样说到：“即使说的都是事实，大众也会认为是另有隐情的。所以，预见到实际数字会更大，就故意报出较低的数字。” 　　虽说如此，然而“飞账”也并非是一点好处都没有。亏得有“飞账”的庇佑，日本银行才能够装出一副资金雄厚的样子，好像拥有几十兆日元，国际社会也才能去迎合这一虚构状况，虽然这笔资金实际并不存在。在其他的国家，因破产而行将倒闭的金融机构还能继续发挥作用。“飞账”又为什么不可以呢？归根到底，是因为货币本身就是一种虚构。如果全世界的银行都相信日本有这笔钱的话，那么其效果就与实际拥有这笔钱是一样的。 　　关于经济，大学时代学习经济学的朋友给我做了简单的解释。他是这样说的：“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如果你和我各有1美元，那么世界上就有2美元。当你把你的1美元借给我的时候，世界上的货币就增加到了3美元。”借来的钱，只要大家都相信它的存在，那么它就是实际存在的。如此想来，那么就没有比“飞账”更成功的金融操作了。然而，在这种经济魔术中存在着意想不到的陷阱。如果我的朋友哪天产生出新价值，而无法归还这1美元贷款，那么这1美元就无法顺利发挥作用。如果对方最终都无法还钱的话，那么我就失去了我仅有的1美元，我迟早会发现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可以信赖的任何东西。 　　一无所知 　　不管怎样，日本的省厅总是有永远可以依赖的强大武器，即：“否定”。无论面对何种质询，都可以用“一无所知”这一标准回答来对付。由HIV污染血液制品而引发的超过1400人的感染，也就是所谓的艾滋病丑闻，厚生省在7年中都否定说：没有相关资料。然而，在1996年2月，当厚生大臣菅直人下令查找相关资料时，这些资料却在三天内就出现了。 　　社会评论家猪濑直树记载了他与水资源开发公团的职员见面时的情景。所谓的水资源开发公团，就是指从事堤坝建设和维护管理的特殊法人。关于“水之友”公司，猪濑提出了一些问题。“水之友”接到的订单中有九成都是来自水资源开发公团，而公司绝大部分的股票也是由原水资源开发公团的官员持有。尽管如此，可公团职员这样说到：“工作中下发订单是按全国的分公司为单位运作的，到底给水之友下了多少订单，我们无法掌握，所以我难以回答您的问题。”猪濑又问道：“可是，有很多水之友的职员是从水资源开发公团调入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可是对方却回答说：“调职是员工的个人问题。个人发挥在公团中培育而成的优秀能力和见识而调动工作，这纯属个人的判断。对于这种个人意愿，公团无话可说。” 　　公团的回答总是“无法回答”抑或“无可奉告”。如此一来，就再也无法追问下去。从1985年到1994年的10年间，要求公开政府有关机构的检查报告，其中有九成被会计检察院驳回。如果市民团体过分骚动，相关资料就将被消灭得一干二净。1992年，长野市为了取悦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而花去了巨额费用（18亿~60亿日元），当市民要求查阅有关记录时，就采用了销毁资料这一方法。长野市的相关职员将90本账册塞入10个大箱子中，运到郊外焚烧销毁了。据申奥委员会事务局次长山口纯一的解释，之所以烧毁账册是因为没有地方保存，而烧毁的账册上记录的只是“谁在何处与奥委会委员聚餐”这一类无须公开的信息。而税务署与市政当局都未追究苛责，这件事情也就此了结了。特殊法人之所以能够进行巨额浪费或者隐藏债务，其理由之一就在于一个单纯的事实-----它没有法律义务公开帐簿。猪濑纵然对水资源开发公团进行了采访，但其结果依旧是徒劳，因为对方不公布其资产负债表。不论是新东京国际机场，还是其他数十个巨大的特殊法人，它们如同一辙，都在贯彻着近乎完美的秘密主义。 　　这么看来，为什么大藏省那么晚才停止“住专”的业务？对此问题我们就可以渐渐看出其端倪了。住专隐瞒债务做得非常巧妙，所以大家都被欺骗了。大藏省的高官承认：“当时，我们不可能把握情况的整体规模。”如今，财务省困在自己亲手建造的迷宫里，却找不到出口。这个迷宫的开端就是产生这样一些惯例：唆使银行和证券公司，篡改账簿，向行使监督职权的权力部门行贿，与股东大会的混子相勾结等等。为此，不仅仅是普通国民和媒体，即使是监督者自身也无法搞清楚其中的实情了。 // --------------- 第五章信息：对现实的不同观点(3) --------------- 　　幻镜屋 　　临床心理学家河合隼雄说：“在日本，只要认为撒谎是为了集体的利益，那就不算是撒谎。”《时代》杂志东京分局局长佛兰克?吉布尼?朱尼亚也称其为“虚伪的文化”。在此，就让我们围绕“幻镜屋”（MIRRORHOUSE）去考察一番吧。 　　女士们，先生们，首先劳驾诸位到东京郊外町田市的一所中学去看看吧。1995年的时候，由于这所中学的校园里出现了巨大的裂痕，教育委员会曾经委托专家调查。由于地下填土，居民们担心地基是否会下沉。而教育委员会却指示改写调查报告为—--经调查，没有问题。在原报告中的：“我们无法否认，在调查阶段，地基还有可能下沉”，这部分被改写成：“预计填土层的下沉已经趋于稳定”。而且，为了证明这一结果，调查公司还在遥远的山梨县的某学校里安装了地基倾斜仪，调整刻度以免有任何倾斜，并在调查报告中附上了这个地基倾斜仪的照片。实际上，这一裂痕的长度已经达到了120米，宽为10到20厘米，深度达到3米，而且裂缝还在不断扩大。尽管如此，调查报告中填土层的下沉就象魔法一般停止了。没人发觉的这一证据里，显然,调查报告内容被篡改了。之后，教育委员会又与同一家调查公司签订了新的合约。调查公司就在合约中写明：“避免误会，采用了简单明了的表达方式”。 　　接下来，我们要顺道拜访的是福井县的水晶浜。海岸风景如画，遗憾的是因为原子能发电站使其美丽打了一些折扣。于是，制作这一地区观光海报的美浜町就拿起喷枪，将发电站从海报上抹掉了。当地政府说：“我觉得如果把人工建造物的痕迹抹掉，才能突显出大海的自然之美。” 　　策划 　　接下来要考察的是电视制作人制作假记录片的地方，也就是“策划”节目组的演播室，它即使在“幻镜屋”的宣传大楼里，也算是最令人喜笑颜开的所在。他们让乡下人穿上平时绝对不会穿的衣服去演绎几十年前就废除了的祭祀典礼。因为这不违反法律，所以，该节目组经常这么做。为了达到令人吃惊的效果，制作人也会采用更加极端的手法。比如，有档纪实节目讲少女在卖春之后流着眼泪承认自己的行为，可随后得知，这只不过是演员在拿了节目组的钱之后演的一场戏而已。在1999年，富士电视台曾花费6个月制作一部名叫“恋爱双人组分手双人组”的节目，他们付给三级片女演员3万日元的演出费，让其在该节目中假扮妻子，而该节目所属事务所的所长则在该片中饰演丈夫这一角色。“策划”并不仅仅存在于电视节目里。1989年，《朝日新闻》的摄影师自己损坏了珊瑚礁，捏造假新闻，在报纸上称这是一般的潜水员所为。当这件事情被发现之后，《朝日新闻》的社长就辞职了。 　　最精心安排的“策划”，常常见于那种在海外实地采访的节目。1992年，NHK制作了一部关于西藏喜玛拉雅严酷生活的记录片。这部记录片中记录了僧侣乞求上苍结束流沙和长达3个月的干旱画面，僧侣的马匹干渴而死的解说，使得这一记录片极受观众欢迎。然而，NHK事后承认：制作组成员特意制造了片中需要的流沙，拍摄过程中当地下过两次雨，画面中的僧侣是花钱雇来的，就连渴死的马匹也并非僧侣所有。 　　在关于美国的报道中，社会下层人的生活和暴力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是技艺娴熟的制作人，无论到哪里都可以制造出这一景象。1994年NHK播放了以美国蒙塔那州密苏拉市为题材的特别节目。密苏拉市以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国立公园而闻名，但节目的大半场景都被设置在一个破落的小酒吧里，这氛围看上去与NHK思考中的美国好像完全吻合。以下，通过密苏拉市的市民R?萨穆纳的叙述，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该节目是如何进行摄制的。 　　“摄像机镜头的焦点对准了大门，等待着一名男子的进入。这名男子慌慌张张地进来，眼睛里挤出了泪水。他靠近吧台坐了下来，于是，摄像机给了男子的眼泪一个大特写。他抬起头，讲起了他刚刚遭到抢劫的事情……。越发奇怪的是，他说了自己被殴打。虽说他的脸被打了好多下，可却没有留下丝毫伤痕，就像婴儿的屁股那般漂亮。随后，他又讲到他的钱、衣服甚至连全美铁路旅客运输公司的车票都被抢掠一空，可是他拿着的新包却似乎像没有被抢过。而且，全美铁路旅客运输公司的列车并不经过密苏拉市，甚至也不会开到密苏拉市的近郊。” 　　注意到海外记录片“策划”的共通特征了吗？它让我们看到了西藏的生活是如何干燥、贫瘠、悲惨和严酷，它也让我们看到了美国生活是多么黑暗、多么暴力。但总而言之，其要表达的是——日本生活是多么美好。 　　HAL 　　日本就像电影《2001年宇宙之旅》中出现的那艘宇宙飞船。电子计算机HAL悠然地操纵着船内的所有生命系统，通过麦克风极其平静而快活地与乘务员搭话。随后，HAL开始发狂似地杀人，但即使如此，HAL依旧用那令人毛骨悚然却又爽朗的声音，淡然却不失潇洒地继续与大家寒暄：“祝你今天愉快！”在日本，政府官员们一边用混凝土涂抹加固河流湖泊的堤坝，一边又给杂志出资，让人撰写报道说“我们的自然环境多么美好”。“动燃”就在告诉孩子们，即使喝了含有钚的水也没有关系。 // --------------- 第五章信息：对现实的不同观点(4) --------------- 　　到处都回响着HAL哄骗人们“不要担心”的声音。尽管经济萧条正日趋严重，但自1993年以来，日本政府每年都不停地讲述经济就要复苏。1999年2月，国家决定向银行投入7.5兆日元，更大规模的紧急援助也在预定计划中，金融再生委员会委员长柳泽伯夫表示：“到3月末，不良债权将会被彻底清算，到那时，日本在国内外都会重获信赖。”也就是说，问题没有了，愉快的一天即将来到。 　　BSE（疯牛病）流行的时候也是同样如此。1996年，欧盟制定了一份有关疯牛病发生风险的评估结果清单。在这份清单中，日本被定为第三级，也就是说，日本存在疯牛病的发病可能。然而，由于农水省对此做出了抗议，欧盟中止了这一结果的公布。到目前为止，有49个国家接受了同样的风险评估结果，可是，最先拒绝接受这一结果的却是日本。 　　作为技术大国的日本违反常识，原子能领域的安全管理技术严重滞后，这毋庸质疑。回顾一下东海工场里发生的事故吧。1997年时，操作员没有认真使用监视装置，仅仅是透过窗户察看了火情，也没有进行再次核查。包括一名未受过训练的本地消防员组成的3人消防小组，不穿防护服就进入着火的建筑物内，开始了密闭操作——他们竟然使用了通风管道！在这期间，几十名操作员不带防毒面具就在现场及其周围出出进进，吸入了大量含有放射能的烟雾。1999年时也是消防队员不穿防护服不带防毒面具就进行作业，而在东海村附近也没有设置用作营救受害者的医疗设施以及测量控放射能的仪器。而且，甚至没有国家级的原子能力事故的危机管理。 　　别说什么尖端技术了，就连写在操作手册上的居然也是通风管道。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之前碰到过的一些情景——比如，流出石油的处理（拿着长柄勺子的妇女除外）；阪神大地震过后神户的垃圾处理（未作封闭及其他任何措施）；二恶英（无资料）；工业废弃物处理场的渗出液（无防水措施）。再来说疯牛病。虽然对牛的检查指标已经呈现阳性，政府却迟迟不做出焚烧的确认。在“幻镜屋”迷失了方向却仍旧用HAL般谦和的声音对民众进行着催眠的日本官僚们，他们在自己隐瞒了数十年的问题面前却束手无策——甚至就连问题的严重性都认识不清。 　　从70年代开始，“日本的质量管理”就成了口头禅，而日本企业独特的“改善”方式在海外的出版物中也被广为采纳。所谓的“改善”就是指，在公司范围内，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操作人员都可以提出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案，企业在大家的共同协商下采纳意见，以提高产品质量。相信日本产业界是西方所没有的乌托邦，这些日本问题专家竭力赞扬所谓的“改善”，可他们却没有看出其中一个弱点。 　　在20世纪70年代，这还只是一个小小的病毒，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已经发展成为腐蚀日本整个技术的大病患了。“改善”体系将重点放在了极端积极的提案中，但它却无法揭露出批评、错误和缺点，其结果就是信息的重大欠缺。即使知道了操作方法有错，但为了不使企业蒙羞，没有人会开口说出来。问题就这样悬而不决，一直被拖延下去。原京都大学教授加藤尚武指出，东海村临界事故的原因是，相关者在十年多的时间里一直都知道存在违法操作，然而却一直保持着沉默。 　　这一问题蔓延到了整个日本产业界。加藤教授在东京对各类企业都做了相关的问卷调查。在公司里，即使发现不好的事情，如果被问及要不要揭露，有99%的人都回答说“不要”。在2000年7月，我们又发现了隐瞒工作的一大杰作。三菱汽车公司历时30年，一直向国家调查员隐瞒了顾客对三菱汽车的不满和三菱汽车存在缺陷的大部分资料。最初，这些资料全都被锁进了文件柜里。但从1992年起，它们被分成供调查员使用和公司自身用这两大部分并进行计算机管理。正是从这次公开化之后开始，三菱公司才着手于处理自身产品的缺陷，为了解决刹车、离合器以及燃料泄漏等问题，三菱公司召回了其生产的70万辆汽车。同样的丑闻发生在2000年6月，雪印公司的牛奶工场数十年来一直疏于卫生管理，终于酿成了1.4万人食物中毒的惨剧。 　　东海村的原子能工场、三菱汽车、雪印牛奶工场，它们都是同样的状况——数年间，有数以百计的相关人员都清楚地知道操作中存在的漏洞和隐瞒的事实，然而却始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告发。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对于企业提供的情报轻信盲从，疏于进行认真的调查。如果我们这样的事件乘以日本企业的总数，得到的数字会令人震惊，可以想象，这样的体制功能不健全正在所有的领域中蔓延。从外表来看，这架名叫“改善”的机器被打磨得闪闪发光、美丽动人，可是在机器的内部，不良信息就像灰尘和泥土般粘附在机器内壁，齿轮也像被黏胶粘住一般。 　　统计 　　1996年2月17日，《每日新闻》登载了一篇题为《防卫厅长官是内阁成员中最富有的资产者》的文章，将内阁成员的资产公布于众。从这份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对内阁成员资产的评估并不是以时价为基准的，内阁成员就算是做了虚假申报也不会被追究，并且其资产中并不包含上市公司的股票。换言之，也就是说，公布出来的数字其可信度几乎近于零。即便如此，新闻媒体还在孜孜不倦地评定名次，计算平均值。 // --------------- 第五章信息：对现实的不同观点(5) --------------- 　　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明白，缺乏可信度的信息如果不断积累，就会形成一座迷惑人心的大山。 　　举个例子来说明，我们来看看失业率的统计吧。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失业率为3%～4%，而美国的则在5%～6%，看起来日本的失业率似乎较低。可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日本采用的是一套与美国不同的计算方法算出失业率的。在美国，是将一个月内没有工作的人划入失业者群体，而日本，则是将每个月末的一周时间内没有工作的人划入失业者群体。按照经济学家的不同观点，各自还存在一些差别，如果采用美国式的计算方法来计算日本失业率的话，得到的数字将会比先前的数据上升2%～4%。当局也承认，有关雇用的数据,就和企业资产负债表一样，存在着不明确性。1999年初，劳动大臣甘利明在受到外界压力，被要求阐明失业的实际情况时，就以一句“这是我的企业秘密”来回答。尽管如此，记者们依然在争论和比较日美之间的正式失业率，然而，这样的争论无异于拿橘子和苹果这两种根本不同的水果进行比较，莫衷一是。卡雷尔?范?沃尔夫伦说，有组织地歪曲信息是政府惯用的政策工具。天真的外国经济学家们还在毫不怀疑地接受这种已经被歪曲了的信息。最近，作为学会里的一项流行，有一个理论正在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个定论，那就是与文化的差异性无关，各国经济同样应按照物理学法则来进行运作。由于日本的真实数据与这样的正当理论并不一致，这就成为一大麻烦，所以，日本面向国外人士，手法高明地操纵信息倒是更受学者们的欢迎。 　　羊有几只脚 　　作为常识，人人都知道正确的信息是何等的重要。虽说传统的日本人更看重理想而不是现实，但江户时代的机敏商人就非常理解准确记账的重要意义。西鹤这样写道：“凡事草草记账、不作精打细算之人，立身处世、出人头地将一事无成。”轻视事实的官僚态度与古老观念相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事物。可以说它将传统文化的某一个单独面推向了极端。官僚们无视事实却并不觉得困扰，这种构造也许产生于极其单纯的原因。在西鹤的时代，如果进行马虎的经营管理，商人们很快就会被麻烦缠住。然而，在如今的日本，官僚手中把持着没有限制的预算，也不用承担向国民说明的义务，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可以隐瞒他们失败的政略。 　　尽管如此，东亚的领导者们，却仍喜欢把现代日本作为发展的楷模。为了国家的利益，官僚通过操纵信息来防止国民干预政策。由此，他们看到了隐藏信息的好处，信息自由就是无秩序的根源，信息管理本身才是效率化的关键。 　　在民主主义及人权层面上，关于信息自由的争论一直持续至今，就让我们暂把这些放在一边，先来考虑一下信息操作是否可以提高行政与企业的效率吧。赞同行政操作的人都相信，一般的国民都站在黑暗中，全知全能的官僚们正在高明地引导国家发展。如今，在日本，这一信任的结果已经被曝露出来，那些官僚们非但不是全知全能，他们甚至连自己管辖之下的活动也无法把握。如今，混乱、懈怠、落伍，都一一展现在眼前，官僚们在原子能发电站、食品、医学、养老基金以及各个领域的管理中都犯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 　　直到10年前，在日本还几乎没有人能够觉察到有什么不恰当之处。反复强调的都是“高效的好处”。如此无视可靠的信息，一味追求效率的日本又怎么样了呢——直至今日我们才逐渐看清了答案。在20世纪90年代的10年间，日本为了提高GDP，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努力。人们相信，如果工业制品能够不断地顺利出口，那么所有的问题就都会自动消失。 　　在推进信息产业的过程中，为了追赶欧美，日本花费了巨额支出，评论家们也耗费了千言万语。可是，几乎没有人发现信息本身就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无法巧妙地管理信息，是由于传统的社会与现代文明还没有完美地契合，也许，不久这就会成为新的课题吧。由此，也许在今后的数十年间，日本都会对从国外传来的新信息和新发明产生消化不良的反应，国内纷繁芜杂的系统运营大概也会越发困难。日本将长期受到如此腹痛的困扰。 　　然而，当前，无论是国内的官僚还是国外的学者，他们都踮着脚尖，在这一困难状况中艰难地前行。正是他们在“暗自庆幸自己的错误没有被别人发现”，而这对于责任者来说实在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即使不及时解决日本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也没有关系。因为只要用魔术将所有的不妥当都卷进烟雾里就行了，银行负债、失业率、国家债务、去向不明的钚、丢弃于乡间的废弃物、倒塌的校舍、丑陋的海岸、地球变暖、疯牛病的危机、汽车的缺陷以及牛奶中毒等等这些问题，都统统没有担心的必要。 　　可是，在这一处理方法中，只存在一个问题。美国总统林肯曾经指出过这一问题。那还是在请愿团到达白宫提出无理要求时的事情。林肯问道：“如果把尾巴也叫做脚，那么羊有几只脚呢？”请愿团回答说：“五只。”林肯随即说道：“错了。无论再怎么把尾巴叫成脚，尾巴都不可能变成真正的脚。” // *************** *《犬与鬼》第三部分 *************** 　　日本整座官僚结构变得与时代不相符合，偏离了轨道，用一句话来概括，现代日本的“文化病”也许都被集中于此了。但是，聚焦于收贿官员的道德心而义愤填膺，这不是问题的核心。把道德、伦理挂在嘴边是西方自古以来的表现，以日本为首的东亚，官僚贪污金钱不是大恶，只被视为小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此官员被期待着以有效而广阔的视野去指导国家。 --------------- 第六章官僚制度：权力和特殊利益(1) --------------- 　　荒废的自然环境、不可靠的信息，正常的普通社会不会期望这样的东西。毫无疑问，现代日本正朝着疯狂的方向行进。在此，我们仔细考察一下统治日本的官僚制度。 　　关于官僚制度，即便在欧美学者之间也盛行研究，我们注视官僚制度极其巧妙的控制方式，它下自产业界，上面延伸到政界。日本的官僚制度是世界上最精炼的。与其他国家相比，毫无疑问，日本的官僚制度在进化的阶梯上高过了几级台阶。欧美的官僚，因为政治家、当地团体、信息公开的义务、禁止收取钱物等法律而受到束缚。日本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实施的官僚机构，它对社会掌握控制权，甚至包括社会细节。各省厅在秘密地运作着，不仅受到外国压力的保护，大体上也从国内的政治体制中独立开来。学校教育学生默默顺从，为此，反对运动罕见。警察不深究腐败，法庭不进行惩处。不仅如此，因为官僚与产业界沆瀣一气，暗中的利益交换被制度化了。从股价、超市的西红柿、直到教科书的内容，公务员控制着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说恐怕也不为过。由此看来，日本可以说是提供了官僚统治国家会如何变化的一个“试验案例”. 　　官僚制度最近总遭到媒体议论，诸位读者大概已知悉其详，但我想趁这个机会，如果让外国人如今能重新审视一下日本的状况应该很有意义。首先，日本的官僚制度与其他发达国家最不一样的是，官僚自身成了一种结构，它从自身管辖下的事业获利。比如说，政府退休官员和各省厅的团体持有下属承包企业的股份。 　　特殊法人 　　官僚权力的工具有多种多样，但没有比“政府退休官员去民营企业任职”更强有力了。他们退职后，官僚在其原先任职省厅控制下的产业界和外围团体得到职位。例如，财务省的官僚任银行要员、国土交通省官僚当建筑公司的要职、原警官任弹子房游戏机行业的负责人等等，这种职务获利很大，退职官员除了得到2000万日元的正规年薪，非正式的年收入有3000万日元，6年以后获得2000万退职金。合计6年竟有3.2亿日元。 　　各省厅抵抗着试图限制退职官员的尝试。有农林水产省官员说：“因为再就业受到保证，所以能够以比民间低廉的工资常年工作。”其结果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系统：企业雇用原官僚，作为回报，企业得到官员的庇护。 　　官员去民间企业任职这经常被报道，最幸运的官僚是，在补助金下发的半官半民组织网络中的某个地方得到职位，获得利益。这样的组织中，具有巨大能力的是特殊法人（其44%的理事是退职官员），另外，从那里退职后就任第二类公益法人负责人。对于这些组织，官方调查几乎无法介入，它受到政府监督部门的保护。因为监督者他们期待着轮到自己时能够获得退休官员的职务利益。 　　日本汽车联盟（JAF）就是特殊法人之一。日本汽车联盟本来是为了向日本汽车司机提供道路服务而设立的，在每年480亿日元的预算中，被用于道路服务的仅占10%，剩余的部分几乎都被从国土交通省和警察厅退休官员吸光了。他们从日本汽车联盟和其子公司的皮包公司获得双重报酬。另一方面，日本汽车联盟实施逃税，1996年居然漏报70亿日元。日本汽车联盟的资金大部分流向何处谁也不知，这就是特殊法人操纵账簿魔术的典型案例。 　　特殊法人是官僚国家的中枢，这又与土木建筑业呈几乎相同程度的中毒症状。大多是因落后于时代，许多呼声要求削减或废除特殊法人。但热闹的只是这种呼声而没有实质性行为。特殊法人和其子公司雇佣有58万工人，如果加上赡养家族，抚养着超过200万的人口。这么众多的劳动力通过这些法人依赖于政府的施舍，这与政府无法削减建设预算一样，无法急剧缩小特殊法人。无论被如何论说，特殊法人是把政府资金分配到各个方面的水龙头，因为产生巨大的利权，所以，不能轻易废止。2001年小泉政权的一大目标就是特殊法人改革，不要说超级大团体道路公团，就连像住宅金融公库那样的组织都激烈反对，改革不能如愿以偿地推行。 　　退休官员背负着黄金降落伞降落，他们另一个软着陆地点是，政府咨询机构和协会。如“电气通信终端机审查协会”和“无线电设备检查检验协会”这样的团体，管理基准，推荐新的基准，而运营协会的是退休官僚。如同罗伯特?奥尔在《日经周报》所撰写的那样，“刚想要废除某种限制，立即有石壁阻人。因为限制废止关联到破坏官僚轻松再就业的单位。”这就是日本各种基准设定总是比世界要迟缓的一个原因。 　　官僚不仅对下行使权力，也对上即政界建立联系，并对上施加强烈的影响。政治家与某一省厅联手，这就叫“族议员”，比如说，原首相桥本龙太郎，因为他的主要影响力是厚生省，就是“厚生族”的一员。企业给族议员提供巨额献金，议员通过关联省厅确保合约。在这些里面，坐于巅峰的是建筑族，连金丸信存有60亿日元都知晓。 　　《艾丽丝漫游仙境》 　　通过那些规定，会有如此之多的金钱流入官僚的腰包，所以，日本成了世界首屈一指的规则限制之国也并非不可思议。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在任熊本县知事时说，不得到东京的许可连一根电线杆都不能动。然而，在所谓的规则限制问题上体现出了现代日本最奇妙的悖论之一。那就是，规则限制没理由、没目的，规则限制本身成为一个巨大的存在，但它未必是为了使企业有效率地运作、使商品安全或使生活舒适。最近，这个悖论成了问题，被称为“虚拟规则限制”等。 // --------------- 第六章官僚制度：权力和特殊利益(2) --------------- 　　理解这个悖论的关键是：“控制”对“实质性规则限制”。从真正意义上讲，可以说日本的产业大概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没有人制止这些行为：销售有致命副作用的医药品、乱扔有毒废弃物，在历史景观里建造碍眼的建筑物、给投资者提供虚假的资产负债表。另一方面，仅仅是经营一家拉面店，就必须填写各种各样的文件并要盖章。也就是说，不是为了国民的利益而实施限制，而是为了确保官僚所实施的控制。这是种尝试：它把产业束缚在司空见惯的老路上，在此过程中，市场稳定，政府机构所熟悉的企业得以确保，最后官员获利。 　　劣质商品的赔偿基准、规定融资责任的法律、规定企业有义务公开其财务状况，上述情况俱无法可依，几乎没有禁止内部交易或禁止其他操纵市场行为的规则。对于新药也不实施严格的测试。而且，对政府机构制定的庞大的建筑计划，也不实行成本效益分析。银行和证券公司在大藏省的指导下伪造日常性的财务信息。1997年下半年，山一证券倒闭时，人们得知的调查结果是，大藏省指示它隐瞒海外账户中超过2000亿日元的损失。通过可疑的商品贸易给住友商事造成2000亿日元损失的交易员浜中泰男完全没有触犯日本法律。即便是建造住宅，也必须应付为了维护建筑公司的利益所制定的限制，但城市规划却一无所有。其结果是，天空密布的电线、霓虹灯、丑陋的建筑物等，使得日本的城市一片混杂，无论是建筑还是环境，丝毫没有一贯性。 　　由于“控制”对“实质性规则限制”的悖论，规则限制的世界带有《艾丽丝漫游仙境》般的色彩。日本规定：获得酒类销售许可后，不经过三年不能销售国产啤酒。可是，到处都有自动售货机，连小孩都可以自由地买到啤酒。在大荣超市，即使同一店铺，如果是按不同的划分区域进行销售，那销售汉堡包和热狗就必须各自为政，分别去申请销售许可证。然而，食品厂的食用肉处理标准自1904年以来就没有改变过。想要在超市销售阿司匹林，必须有药剂师在场，身旁配备医疗器械。在发达国家，唯有日本的医院可以直接发药，其结果，比起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民，日本人消费的药品要多得多。 　　《艾丽丝漫游仙境》似的性质波及到所有的方方面面，甚至也成了构成甜瓜一个1万日元、咖啡一杯1000日元这种骇人价格的理由。比如说，办公楼单位面积的费用东京是芝加哥的3倍，公路建设费日本是美国的9倍，显示出这种价格的推算多如牛毛。 　　骇人听闻的价格、毫无道理的规则限制、奇怪而不加说明的公共事业，这一切都像漫画一样，像是《艾丽丝漫游仙境》里的情节，但它存在的理由很单纯：那就是官僚要从自己管辖的事业获得利益。 　　诺贝尔奖候补 　　就像30年代美国左翼文人对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理想情有独钟，不愿承认斯大林的冷酷现实一样，欧美的日本问题专家与日本的官僚制继续着漫长的情缘。1997年，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他把日本的“精英官僚制”作为日本特有的强项之一提了出来，认为它“即使与世界（其他体制）相比也相当优秀”。 　　经济记者埃蒙?芬格尔顿（EamonnFingleton）在其影响巨大的著作《Blindside》（1995年出版，日语版名为《看不见的繁荣体系》）中写道：“日本的官僚身上存在着道德水准高这一宝贵优点。”该书的目标是要阐明“日本在2000年前超越美国的理由。”“他们的行为只有在这一点上可以被判断，即：那对整个国家利益如何有用。日本官僚其目的是实现最大的幸福。另外，日本的官僚具有极其长远的目光，不仅考虑到如今日本的利益，还要承担起为将来一代人谋利益的责任。” 　　20世纪80年代，外国学者所中意的是通产省，90年代则是大藏省。埃蒙?芬格尔顿热情地盛赞：“大藏省官僚真的具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价值。”大藏省官僚是“天才，富有创造力，坚忍不拔，有公德心。”在他们身上，“不仅有毅力和专业知识，还有理解人和人的需求的非凡感觉。”与“以贪欲为善”的欧美不同，“如今的大藏省高级官僚是‘全心全意、匡扶正义’的活证据。”而且，“是相对于某种特殊的（男性化的）生存方式的自豪，作为想得到同事很高评价的关心，作为某种成功经历，只要得到象征性的官衔就可以满足了。” 　　艾蒙?芬格莱顿所描绘的这幅玫瑰色的肖像富有魅力，即使在其他国家，也有许多值得模仿的。尽管如此，《水户黄门》系列中出现的幕府土地官贪得无厌，他们身穿金线织花锦缎，用漂亮的金漆彩绘器皿来用餐。他们身上赤裸裸地体现了官僚的实际情况，即：腐败。然而，由于是种教养很好、圆滑、制度化了的腐败，所以，通常不认为它是“腐败”，而说它是结构上的一部分。不过，官僚依旧是通过可疑的资金来取得繁荣，用假出差来虚设经费，乃至挪用机密费，甚至和企业、暴力团互相行贿，谋取方便。 　　官僚身上到底渗透了多少腐败呢，通过96年的一大丑闻便可知晓。大阪的石油批发商，是日本石油界的“黑幕人物”——泉井纯一，据说用于接待官僚就用了7500万日元，其中4200万日元给通产省官僚，3000万日元交给大藏省官僚，接待的对象甚至波及到当时通产事务次官牧野力和大藏事务次官小川是。 // --------------- 第六章官僚制度：权力和特殊利益(3) --------------- 　　报道中遭到激烈抨击的是通产省，调查该省138名官员，惩处了6名高官。原运输省政务次官服部经治（退休后任关西国际机场公司社长），从泉井那里得到现金490万日元、商品券、金块、昂贵的绘画。由于绘画容易隐藏,不易评估，所以适合于贿赂。根据《日刊现代》报道，大藏省的情况是，泉井把价值不菲的绘画赠送大藏官房长涌井洋治。作为回报，涌井涉嫌向国税局施加压力，希望他们仔细斟酌泉井的税务调查。 　　无内裤火锅店 　　大藏省模范的“男性生活方式”之一，就是用银行的交际费在酒吧等地寻欢作乐。94年9月，第一劝业银行在一家“无内裤火锅店”招待金融检查部管理课金融证券检察宫川宏一，那家店以女招待腰以下部分裸露为卖点。宫川大喜，就把第二天要实行抽查这个情报泄露给了银行。《Aera》杂志里刊登了这样一幅画：地狱门前一个恶魔边翻笔记本边说：“说日本大藏省官僚在烤鸡店、无内裤火锅店出卖灵魂，那太便宜了吧。” 　　这些丑闻毫无例外，都是蔓延到整个官僚体制的病魔。只要看参与的官僚之多就可明白。1997年，报界得到了野村证券隐藏了的“VIP账户”名单。这是野村特别优待的顾客名单，会向这些客户提供即将上市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秘密情报。在1990年的名单里包括了大藏省、外务省、法务省、厚生省、邮政省（现总务省/邮政事业厅）的现职和退休高官200名。腐败的严重性也表现在最近的丑闻中名字被曝光的官僚官位极高。在各省厅，大臣这个地位一般只是个形式，掌握实权的是事务次官，他是该省权力最大的职业官僚。在近年来的接待、行贿、受贿丑闻中，建设省、通产省、大藏省、厚生省的事务次官都参与了。 　　贿赂以事务次官为顶点，数额逐渐向低职位递减。比如说，厚生省发放补助金给特别养护老人院，厚生事务次官冈光序治便以钱物和方便等形式从老人院的建设及运营者小山博史处收取1亿多日元，为此，冈光序治于1996年被捕。在此同时，厚生审议官这个地位略低的和田胜从小山博史处收取1000万日元。以此为首，依此类推直到下级官员，他们尽管程度不一，但都受到款待。 　　在欧洲、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现代化中，政治家即便收取过高达1亿日元的贿赂，但像厚生事务次官冈光序治或者大藏省主计局次长中岛义雄那样，把贿赂支付给官僚这实在罕见。这就是被称之为具有“道德水准高这一宝贵优点”、被说成能“全心全意匡扶正义”的人们的真实写照。 　　特别对待 　　整座官僚结构变得与时代不相符合，偏离了轨道，用一句话来概括，现代日本的“文化病”也许都被集中于此了。但是，聚焦于收贿官员的道德心而义愤填膺，这不是问题的核心。把道德、伦理挂在嘴边是西方自古以来的表现，以日本为首的东亚，官僚贪污金钱不是大恶，只被视为小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此官员被期待着以有效而广阔的视野去指导国家。 　　有个单词叫“裙带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其中的“crony”是指熟人、好朋友。“裙带资本主义”是指官僚和资本家与企业联手，实行利益分享的一种结构，它的好处是能轻易地给自己中意的企事业或项目提供资金。不过，这个轻而易举中潜伏着危险。如果你认为裙带资本主义是正确的，那么，就要对官员在公开场合喋喋不休地争论政策能不厌其烦。 　　在100年前，撰写美国大都会里政治腐败的先驱者是林肯?斯蒂芬斯。斯蒂芬斯把腐败的中心问题定义为“特别对待”。这么说是因为：官僚和政治家一旦从某一企业获利，该企业就会获得特别对待，国家资金就会流往那里。另一方面，没有与政府合作的团体，尽管有市场需求，但得不到资金和工作。根据这种“特别对待”的不同，国家资源（包括资金、精英的智慧、国家政策等）就可能流向歧途。 　　现代日本经营不善的关键就在此地。公共资金几乎没有被用于真正需要的地方，反而在给官僚提供好处方面不遗余力。期待着退休官吏，政府让落后于时代的产业过度扩大，同时，疏忽了服务业和互联网等新兴产业。警官退职去了弹子房行业，预付卡的部分利益流向警察关联组织，蔓延到全国的弹子房。因为肯定能盈利，建设省河川局的官员就要建造不下数百的堤坝。到处都建有毫无用处的标志性工程，海岸被混凝土所覆盖，这是由于建筑公司受到了政府的特别优待。流进官府钱包里的钱，甚至改变了日本国土的形状。 // --------------- 第七章标志性建筑：萝卜机场(1) --------------- 　　获得的信息并不可靠，缺乏国外新技术的资料，不听取舆论，几十年前的规范仍然左右着政策——在这个日暮黄昏的昏暗社会里，官员与社会现实的接触点正在消失。政府机关即便打算想方设法做些什么，却不明白根本问题是什么，不晓得如何解决问题。然而，如果不做些什么的话，就只能眼睁睁地坐以待毙。终于，政府就拼命致力于标志性工程的建设。 　　在日本旅行，“多功能文化馆”、博物馆随处可见，就连极小的村庄也都有此类设施。这就如同植树造林、在山上河岸浇筑混凝土一样，日本进行着并无明确目的的建设。据说在整个日本，几乎每天都要建3座耗资几十亿、几百亿日元的会馆或文化中心。 　　前面也曾提到过，中国古代的哲学书《韩非子》中有这样一段对话：齐王问画师：“画孰最难？孰最易？”画师回答说：“犬马最难，鬼魅最易。”换言之，这段对话意味着：在生活中，为数众多、简单而且司空见惯的——犬和马，等等，很难画得很像，而如果是离奇古怪的虚构事物，那无论谁都能画得出来。不管从哪个领域来看，官僚都未能致力于解决“犬”——长期而根本性的问题，只是一个劲地想着“鬼”——标志性工程。 　　即便正宗的传统工艺处于濒死状态，但却有许多豪华的新落成的文化工艺馆。虽说开发浪潮使人心不古，一度使得真正的乡土史濒临消失，但乡土史博物馆却在炫耀般地建造。 　　在国外图书馆的日本专区内，书架上满满地摆放着上百册有关于京都庭院、禅、青年文化之类的书籍。但是，如果观察当今的日本，我们就会发现社会力量并未倾注于此。日本就像一个“土建国家”，为数众多的标志性建筑才展现出日本的真正面貌。那么，我们就计划一次日本首次公开的“标志性工程”之旅，现在就出发吧。 　　标志性建筑巡旅 　　我们第一站去的是东京，这里有海湾新城建设项目之一的临海信息商务区（Teleporttown）。在日本沿海的城市中，必定会大张旗鼓地兴建一两个这样的工程，其中也有规模大得离谱的。这些工程打着“高科技未来都市”、“乌托邦”之类的旗号，是地方政府沾沾自喜、引以为荣的项目。投入巨额资金来填海拓地，建设美术馆、会馆和超级昂贵的“智能大厦”，其费用都是天文数字，不论东京、大阪抑或是其他地方政府，都快要陷入破产的境地了。 　　临海信息商务区是在东京湾填拓出一个人工岛，然后在岛上建造起的城区，拥有最先进的城市基础设施。“时代24大楼”就是“智能大厦”之一，以配备有光纤电缆和其他设施而自豪，崭新的电车穿梭往来于岛上，也使这岛增色不少。问题是对临海信息商务区来说缺少需求。“时代24大楼”（在规划的大楼中，少数竣工的大厦之一）空空荡荡，电车的情况也相差无几。由于租户太少，“时代24”在1996年2月打算把底楼租借给水产厅陈列鱼缸，可连租赁给鱼游弋的合同也未能签约。预计在今后30年内，临海信息商务区的赤字将会达到5兆日元。 　　其次去看看千叶县建造的手贺沼喷泉，它是作为“祈愿水质净化的象征”而建造的。这手贺沼喷泉所喷出的水引自日本污染最严重的湖沼，由于水质污染太过严重，当风速超过7米/秒，或大量产生绿藻时，喷泉就会停止喷水。当地某位男性在接受新闻采访时说：“这喷泉让人觉得提心吊胆。” 　　接着，我们再去西面的岐阜县。在东京，临海信息商务区是正在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在千叶，手贺沼喷泉是处于建设末期的标志性工程；而在岐阜县，我们可以看到刚竣工不久的标志性工程。 　　在岐阜市，有几千家制作T恤等衣服的小型工厂。由于慢性的不景气，这一行业正在苦苦挣扎，而且，怎么看情况也不会有所好转。然而，人们很快就会摆脱困境了。因为岐阜县想把岐阜市建成“日本的米兰”，重新开发了车站附近的批发市场，打算通过兴建大楼来解决服装产业的结构性衰退问题。 　　在新潟，乘车成了标志性工程。为了把东京至北陆的主要城市间的行程缩短一点点，就耗资1300亿日元，历时29年建造了“北北线”（HOKUHOKU）。这一支线本来就没有多少乘客，再加上日本国有铁路公司（JapanRailway）也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延长新干线，可以认为，以后不会有人来乘坐这一支线。那该怎么办呢？只好再建造标志性工程。北越急行的干部这样说道：“尽管没有人挑明，但大家心里都很焦虑不安：通过开发旅游景点，到底能招徕乘客吗？” 　　最后去拜访的是博多湾工程。这个工程是在福冈市港口外的滩涂上建造集装箱码头。那将是一个448公顷的小岛，面积仅次于东京的临海信息商务区，修建码头就会破坏野鸟栖息的海湾。据日本野鸟协会福冈支部土屋光宪部长介绍说，那里是“博多湾仅存的一处候鸟休憩地。”福冈县认为：为了适应东南亚的新需求，有必要进行港口建设。但由于日元升值、在与亚洲及国内其他港口的竞争之下，那种需求恐怕并没有实际意义吧。在福冈，拥有最大的集装箱吞吐量的Evergreen公司的科长金子纯这样说道：“除非与我们公司有关，否则那样的岛并无意义。” 　　福冈县会为了保护野鸟，撤回计划，以防出资后毁坏生态环境吗？答案猜也猜得到。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日本支部向日本政府呼吁，希望重新考虑这一工程。然而，环境厅却批准了这个计划，并于1996年4月开始动工。 // --------------- 第七章标志性建筑：萝卜机场(2) --------------- 　　值得一访的地方还有很多，现在就先到此为止吧。毫无目的地建造高速铁路和集装箱码头；官员们相信，如果建造服装市场，停滞不前的地方产业就会像变魔术一样在“日本的米兰”脱胎换骨；招徕不了租户的未来都市会把东京、大阪这样的大都市拖入破产的困境。上述华而不实的建筑和造成悲剧性环境破坏的清单还会有成千上万，这张清单大概不会有列完的时候吧。 　　蔬菜机场 　　正在建设标志性工程的并不仅仅是国土交通省，其他省厅也都在建设。最大的施工者之一便是农林水产省。领取公共事业费预算的20％，这远远超过了该部门原来的需求。可是，一旦制定了预算就必须得用完。农林水产省修建了无人踏足的林中道路和没有船只往来的渔港，把能用的资金用光，即便如此，预算还是绰绰有余。总得想方设法用掉这些预算，农林水产省就制定了一个极富想象力的计划——修建蔬菜专用机场。 　　蔬菜专用机场已修建了9个，算上日后的维修费用，其费用总额高达几百亿日元。其目的是为了使地方到大城市的蔬菜运输更加高速化，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从这点上看来，蔬菜专用机场是典型的“犬与鬼”工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日本的农业问题与运输几乎没有关系。真正应该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这些，而是像慢性的粮食过剩等问题。但是，农林水产省却并不打算着手处理这些问题。 　　蔬菜空运的费用是卡车运输的6~7倍，例如，从笠冈机场空运蔬菜到冈山市，仅仅相距几十公里，就算地面运输，所花时间也差不多。总之，还得靠卡车把蔬菜运到市场，在机场转运也不见得方便。农业评论家土门刚说：“荒唐透顶。十分显然，这是个滥用农业补助金的愚蠢案例。” 　　建设省的光家康夫为高额公共事业费这样辩解：“与西欧和美国相比，日本还是个发展中国家。”这好像是招认：建设省疏忽了真正的城市基础设施，尽管日本的建设预算比欧洲和美国之和都要多，而且这一状况持续了几十年，可是，日本的城市基础设施依旧粗陋。 　　恐怕唯一的例外就是公共铁路网吧。不论规模还是效率，日本的轨道交通都是世界一流的。尽管如此，铁路建设还是大大超出了原先的计划，变成了一种“停止不了的坦克”。从1960年以前起，铁路建设就开始变得我行我素，无视经济上的需求和对环境的影响等等，在全国范围内，规划起了一个又一个庞大的铁路干线。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辜朝明（辜振甫的侄子——译者注）说：“好的工程就是一件奢侈品，经济复苏是必须的课题。钱如何使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花钱。” 　　虽然花费了大量资金，却对提高生活水平没起多大作用，这就是日本现代开发的难以理解之处。输电线和电话线的铺设（几乎都没有）、下水道的敷设（日本家庭总数的30％以上还未实现）、优质的公立医院和教育机构设施（照欧美的标准看来，舒适度也好，最新设备也好，都还有不足之处）、廉价而高效的航空运输的开发（日本国内的航空运费是世界最高的，根据对乘客的问卷调查，东京成田机场在全球的43个国际机场中，排在第42位）——这些事情都是急需优先解决。 　　也有课题是所谓建造防水的废弃物处理场，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使用了石棉，为了纠正建设省的错误，不用说，又要进行大修复和拆除工程。然而，建设资金并没有流向那里，而是流向：没有美术品的美术馆、没有乘客的铁路、没有集装箱的码头、在山中毫无目的地蜿蜒的道路、没有租户入住的新都市、蔬菜专用机场。这几十年来，投入建设的几百兆日元都被用错了地方。 　　热带丛林探险 　　只要在日本呆上两天，不论谁都会注意到一个流行病——-热衷于修建标志性工程。这是如何产生的，标志性工程为何又会无休无止呢？要理解这一点，就得好好调查一下官僚的资金来源。因此，我们到未知的官僚热带丛林作一次探险之旅吧。 　　一踏进热带丛林，眼前有大片的沼泽地蔓延开来，它就是被通称为“财政财政投融资计画融资计画”（FILP），这是第二预算，别名也被称为“影子预算”。通过财政投融资计画，大藏省资金运用部从邮政储蓄这一巨大的储备中提取资金，融资到各种各样的机构和事业中——因为几乎不受国会的监管，财政投融资计画是官僚的秘密小金库。 　　财政投融资计画的构造是这样的：政府对邮政储蓄给予免税以及其他优惠措施，其结果是邮政储蓄的利息常常高于私营银行。由于高利率和能在邮局存款的方便性，国民开始把钱存入邮政储蓄，如今，邮政储蓄甚至占日本储蓄总额的35％。 　　通过邮政省，几百兆日元的巨款资金交付大藏省资金运用部管理。邮政储蓄、年金基金、在加上来自其他特别会计的款项，资金运用部实际上成为全球最大的政府银行。大藏省把大部分资金用于投资国债。这也就能够说明为何大半个90年代，国债的利率仅为1~2％，却依然还有买主，因为大买家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府本身。 　　有了如此庞大的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就难以抵抗想把手伸进蜜罐的诱惑。1955年，在占领军回国3年后，大藏省向资金运用部借了些资金，融资给国家预算中没有配额的预算项目。通过这些手法，就可以回避由国会正式批准预算的手续。 // --------------- 第七章标志性建筑：萝卜机场(3) --------------- 　　这一切进行得太顺利了，以至于1999年为52兆9000亿日元的财政投融资计画，达到了81兆8600亿日元的正式“原始预算”的65％。从大藏省看来，财政投融资计画的魅力就是有国民储蓄这永不干涸的资金来源做后盾，而且，政治家和传媒都不会介入。 　　问题是，管理财政投融资计画的是搞跨银行的大藏省官僚。他们是“天才，富有创造力，坚忍不拔同时具有社会公益心”。由财政投融资计画支撑起77个特殊法人，以他们为首的各种机构，时而投资标志性工程，时而把资金投向官僚卸任后转赴私营机构就职的弱小机构，负债也就越积越多。而一旦这些机构无力偿还借款，“风险转移”就开始了。 　　“风险转移”这个词是银行用语，在前面也曾出现过，是指把不良债权转移给子公司，从帐面上达到“风险转移”的方法。就财政投融资计画而言，对政府机构的融资失利时，大藏省为了填补所支付利息，就进一步进行融资。1997年，财政投融资计画的不良融资，保守估计也高达62兆日元。加上中央各省厅和地方政府的累积债务，再合计以前的国有铁路赤字28兆亿元、各省厅的“隐形借款”等等，这些国家借款会更为庞大。因此，国家的实际负债额在绝对值上超过了美国的负债金额，达到了GDP的150％。详细情况请见下一章。 　　恐龙的生态学 　　要了解财政投融资计画的去向，不踏入这片沼泽地是不会知道的。在这里将邂逅被称之为“特殊法人”的恐龙。在特殊法人身上，能见到有趣的生态现象。首先,它们极其多产，繁殖出几万个子孙。按省厅划分，2001年一共有77个特殊法人，它们又分别产下名叫公益法人的孩子。在公益法人中，有6879个隶属于中央省厅，19570个在地方政府的管辖下。其中绝大部分是由退休官僚来经营，另外，各省厅的老官僚及职员的厚生基金占了其大部分股份。而公益法人也会产子（所有人还是不变），这就是出色的民间营利企业。这些企业不用参加公开的招投标，就能得到公共事业的相当大部分的订单。 　　各式各样的机构、各个省厅就像挤牛奶一样，从特殊法人身上榨取利益。 　　饵食是财政投融资计画的资金，繁殖地是实施监管的省厅。没有天敌，排泄物是被称为标志性工程的巨大粪便。根据猪濑直树的调查，现在来考察特殊法人的实例吧。 　　位于榜首的便是道路公团，它是沼泽中最大的生物，是热带丛林的主人，其工作是建设和管理高速公路。在道路公团4兆5000亿日元的事业资金中，有一半来自于高速公路的收费和其他业务收入，其余的由财政投融资计画提供。道路公团实际上是财政投融资计画最大的借款人，年借款占财政投融资计画的4％。 　　每年，道路公团都会陷入无力偿还借款的无底泥沼中，其累积赤字如今已高达27兆日元，有直逼臭名昭著的日本国有铁路公司的负债（28兆日元）之势，不久将会赶超它。道路公团的财政状况已陷入了绝境，由下面的事例亦能窥得一斑：通往关西新机场大桥的往返通行费（仅仅6分钟路程），道路公团当时竟然要收取1700日元以上的离谱收费。 　　但是，在高速公路的管理上，道路公团也有盈利上升的一面，即高速公路沿途的服务区和停车场的盈利。这些区域附有销售饮料食品的小店，也垄断了电话和车载收音机。这些都成为官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赚钱手段，下面来我们来解说一下高速公路的计谋。 　　道路公团成立了道路设施协会这一特殊法人。这个协会拥有和管理着不计其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和停车场，年营业额为730亿日元。作为不动产的租赁部门，其规模在日本位于第7位。与此相反，这一协会只支付给道路公团70亿日元的费用（不到收入的10％），剩余部分就进了经营该协会的退休官僚的腰包。 　　道路设施协会再让103家公司来承包，承包的资格就是道路公团的老官僚和建设省职员的厚生基金持有其大部分的股份。这些公司总计营业额为5450亿日元，雇佣26000名员工。这个员工人数，约是其祖父辈时期的道路公团人数的3倍。道路设施协会所赚取的营业额，再加上这些子公司的营业额，一年要超过6000亿日元。 　　从这一数字可以看出，在道路公团的预算中，只有道路管理的盈利被彻底抹去了，这些收益都进了官僚们的口袋里。其结果就是，每次建设新的高速公路，相同的事情一再上演，换言之，国民背负着支付高额费用和财政投融资计画负债这些重担，而另一方面，官僚却从新建的服务区和停车场收取利润。 　　正因如此，高速公路无论如何都得继续建设下去。道路公团正在制订计划，要在已建好的6000公里的高速公路的基础上，还要再建9200公里。是否有必要，这并不是问题。猪濑这样总结道：“假如还要再建设12000公里的高速公路的话，SA（具体指什么）和PA（具体指什么）都会增加，120~130个的子公司也会在增加一倍，借款也会不断增加。子公司里利益囤积，而主体却变得枯竭，都被寄生虫侵吞了。” 　　退休官僚的巢穴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能看到从财政投融资计画的资金中吸取营养的寄生虫的触角。它们经常使用的方法有“整体移交”。位于食物链中间的机构，把从政府得到的承包合同，原封不动地转承包给下面。中间机构不做任何事情，就能赚取不菲的手续费。 // --------------- 第七章标志性建筑：萝卜机场(4) --------------- 　　例如，在邮政省的管辖企业“新兴机材”里就能看到上述情形：承接新邮局建设合同的建设者，必须通过“新兴机材”来订购机械材料。不过，新兴机材的工作完全是整体移交：仅仅是把订单原封不动地转交给承包商。仅此一项，新兴机材的年营业额就有100亿日元，几乎是纯利润。可是，设计新邮局的建设方却并不怎么介意，因为建设方只有4家公司，而且，邮政省职员的厚生基金持有其大部分股份。邮政省还有其他几十家从事这样“整体移交”的子公司，无论哪家都取得很高收益。例如：日本邮政递送公司，它就承包了从邮筒取出信件，并送往邮局的业务。这些钱并不是从天而降的。道路公团为了偿还不断累积的借款，征收着全球最昂贵的高速公路通行费。邮局也一样，日本邮资之昂贵也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尤其是由于近年来邮资急剧上涨，邮政业有人把邮件打包径直寄往香港，再从香港一封一封地寄回日本。因为从香港寄出的航空邮件，比日本国内邮件还要便宜。 　　魔术仍在继续。大藏省发现：通过财政投融资计画的借款，预算的相当大部分都可免去国会的监管。同样，各个省厅也发现了独立经营赚取利润，以避开大藏省的方法。作为经常使用的手法，就是建造国营赌场，然后（通过公益法人）由此获取一部分利益。按照这种手法，运输省从赛艇场得到了66亿日元可自由支配的资金，通产省通过汽车、摩托车比赛和自行车竞赛赚取了160亿日元。另一方面，警察通过与弹子房行业的关联，获取了巨额利润，即便把其他省厅的利润全加在一起，与警方的获利相比，依旧是望尘莫及。 　　这些资金的去向仍然是个谜。公益法人及其相关子公司并不公布资金分配的去向。表面上的理由是，如果通产省补助特定的行业的话，美国就会向世界贸易组织（WTO）申诉，而真正的理由是，这些资金的大部分都流向了退休官僚的巢穴，例如，谁都不知道具体做些什么的“产业研究所”。大藏省官僚满怀不悦，这样说道：“竞赛所获得的收益并不经过大藏省查账，而是通产省的私房钱，这是通产省牢牢死守着的权利的温床。” 　　今日乏善可陈 　　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的那天，路易十六在日记里写着“今日乏善可陈”，也就是今日无特殊记载之意。路易十六外出狩猎，度过了愉快的一天，而巴士底狱沦陷的消息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值得关心的大事。现在想想，这与路易十六上断头台有关，是世界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但那天对路易十六来说，还是打猎更为重要。 　　同样，日本官僚并未发觉巴士底狱已经沦陷了。当被指出银行融资担保（几乎都是土地）的价格下跌到连本金都无法收回的时候，大藏省银行局的干部却乐观地说：“充其量也不过是担保。”1999年2月，政府为了救济银行，投入了7兆日元的时候，大藏省当时承认的不良债权高达49兆日元，是政府投入资金的7倍。尽管如此，前面提到过的神（加木字旁）原英资却表示，金融危机会在“一两周内”结束。 　　可惜的是，危机并未在一两周内平息，因为世界在不断地变化。即使二恶英流入了地下水，环境厅的官员还信口开河说：“就算被化学物质污染了也没关系，在神户几乎没人饮用地下水。”他的回答在本质上与“今日乏善可陈”如出一辙。谏早湾是最后一个广阔的滩涂，关于谏早湾的污染破坏，农林水产大臣这样说道：“目前的生态系统也许会消失，可是大自然还会创造出新的生态系统吧？” 　　对于预测几十年后的日本状况的人来说，“今日乏善可陈”这一概念很重要。“今日乏善可陈”支配日本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有着不断涌入的财政投融资计画资金。世间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官僚前进的步伐——因为还有很多的资金。 　　魔法师的弟子 　　“今日乏善可陈”并不意味着迄今为止所做的事情还要一成不变地延续下去。上一章也提到过，根据“政府机关的惯性定律”，它是会更加变本加厉。大多数读者都知道由保罗?杜卡斯（P?Dukas）作曲的《魔法师的弟子》（又名《小巫师》——译者注）吧，把它搬上荧幕的就是著名的迪斯尼动画片《幻想曲》。故事是从魔法师吩咐弟子，在他外出的时候打水开始的。懒惰的徒弟自己不愿意打水，就学着魔法师的样子，让扫帚来打水，刚开始还蛮顺利，但是渐渐地，水越积越多，徒弟这才发觉自己还没学会让扫帚停止打水的咒语。扫帚不断增加，不久就变成了几百把扫帚不断地打水，水漫金山了。音乐达到高潮，洪水已经停不下来了。魔法师回来后，扫帚立即停止打水，洪水平息了。 　　日本似乎在不断上演着《魔法师的弟子》这出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政治上处于空白期，政治家、传媒和国民把国家命运交付给官僚，赋予他们权利且不加任何怀疑。直到70年代，这一体系还是很好地发挥了作用。但是不久，局势就变得无法控制了。仅仅是腐败和浪费，形势还不会变得那么糟糕，愈演愈烈的建设计划，不断地建堤坝，不停地填海拓地，都市也好，地方也好，都开始被淹没在这些计划之下了。乐曲的节奏渐渐加快，扫帚开始增加了，首先是特殊法人，其次是公益法人，最后是“水之友”这样的企业诞生，他们以建造堤坝、道路、美术馆、人工岛的港口、蔬菜专用机场等为己任。即使到了2002年，成千上万的扫帚还在不断地打水。然这些水几乎都染成了赤字的颜色。可惜的是，日本与《幻想曲》不同，没有魔法师知晓能使扫帚停止打水的咒语。今后20～30年内所规划的公共事业，其规模之大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 // --------------- 第七章标志性建筑：萝卜机场(5) --------------- 　　那么，对日本的将来，有什么期待呢？除了已在建的2800个堤坝之外，还有500个堤坝正在筹划中；在6000公里的基础上，道路公团还要建造9200公里高速公路；除了13万公里的林间道路，林业厅还要增加建造15万公里；用混凝土来加固3大水系中的长良川水坝计划，不过才刚刚开始。水资源开发公团的前总裁高秀秀信说：“把这些水系和琵琶湖连在一起，怎么样？”琵琶湖和长良川大坝的水系完全在不同的县，分别位于山脉的两侧，把两者相联就意味着要破坏山脉。另外，大阪政府也制定了要在15米深的大阪湾填海拓地的计划，乐曲渐渐变得更加强劲。 　　令人想起20世纪30年代，日本闯入战争的情形。日本实在是盲目冒进。猪濑直树这样写道：“现在，国民期盼着‘停战’。战前，日本人闯入大陆内地，那就像扩大了不良债权，由于无法处理，日本就闯进了日美战争，不得不做个了断。虽然败局迫在眉睫，但谁也无法阻止。连代替天皇圣谕的最后招数都没有。” // --------------- 第八章总决算之日：贷款(1) --------------- 　　` 　　围绕标志性建筑，我们结束了对官僚机构财政问题的探究，大体了解到钱到底消失到哪里去了，剩下的课题便是结算的实际数额了。 　　1990年，日本某报纸刊登了两组描绘日、美两对夫妇的政治讽刺漫画：美国夫妇住在宽敞豪华的高级公寓里，穿着著名服装设计师设计的名牌泳衣，浸泡在泡沫按摩浴缸里畅饮着香槟。而日本家庭呢，妻子在小阳台上晾晒衣服，丈夫穿着衬衫，窝在狭窄的厨房间里看报纸。美国夫妇图画旁边的解说是“世界第一大债务国”，而日本夫妇那一边则写着“世界第一大债权国”。 　　一直以来，美国人生活奢侈挥霍、日本人勤俭持家，但是在1996年，日本却沦落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包括埋藏在日本大藏省“特殊会计项目”里的“隐性贷款”，日本的负债总额高达GDP的150%以上，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被讥讽为“欧洲重负”的意大利。 　　不仅仅是中央政府，从大都市直到小村镇，日本全国上下财政一片赤字。都道府县47个地方自治体中就有31个陷入财源不足的困境中，其财政收入仅达到平均预算额的15%，还有6个自治体其赤字达到了20%的警戒线，不得不长期依靠中央政府的救济性拨款。尤其是大阪，由于港湾建设项目，地方财政实际上已经崩溃，完全依赖国家的紧急援助维持运转，加上大阪府负债余额高达3.2兆日元，可以预计1998年度以后大阪每年将面对2000亿日元的财政赤字。即便如此，在这场“最大破产自治体宝座争夺赛”中大阪还未必能荣登第一，因为首都东京也由于港湾地区商业化开发项目遭遇财政危机，财源短缺额高达大阪的3倍之多。 　　被赤字所困扰的不仅是中央、地方政府，财政部门为了支持银行运营而将储蓄存款利息率下调至1%以下，结果是保险公司、养老金基金、医疗保险机构、储蓄、大学、财团等等构成国民财富基础的资本急剧缩减。可以预计，今后将出现大幅度增税和社会性服务下降。 　　总决算 　　种类繁多的债务在各式各样的地方不断累增，而隐性债务数额比它更为庞大，因此，没有人能够掌握准确的负债金额。《读卖新闻》在论国家负债总额的专题特刊中如此评论：“赤字不仅牵涉到一般会计，同时还与38种特殊会计项目、被称为“第二预算”的财政投融资计画、甚至地方财政系统中也有连锁关系，极其错综复杂。它就像巨型怪兽一样膨胀起来。” 　　下面来看一看具体的数据。1999年度日本财政年收入短缺额仅“第一预算”一项就达到了31兆日元，令人震惊的是这占到了年支出额的37.9%。要是考虑占GDP比重的话，日本赤字额占到了GDP的10%。OECD成员国赤字的平均水平为1.2%，日本远远超出了这一水平。就连发达国家中财政赤字额仅次于日本、位居第二的法国，也不过占到其GDP总额的2.4%。 　　如果再加上长期债务，日本的累计债务额就达395兆日元、占GDP的72%（附带说明一下，美国联邦政府的负债总额占其GDP的64%）。不仅如此，各地方政府的年收入短缺额达160兆日元，这部分金额也不能不计算在内，如果把它加入到国家债务，合计就达到555兆日元，一跃而至几乎占到GDP的97%。 　　此外，还有日本国有铁路清算事业部、财务省的预算操作、林业厅、国家道路公用事业公团、都市基础整备公团等部门向出现财政缺口的政府部门进行财政融资造成的隐性贷款、高达数兆日元却未纳入正规预算体系的“政府短期证券”，把这些全部加在一起，债务总额就达到GDP的117.9%。日本的这一负债情况比因高负债而臭名昭著的意大利还要严重，成了OECD20个成员国中负债最高的债务大国。 　　单是上述情况就已然十分严重，此外还存在着虚假会计报告。只要试着向政府机构有关方面投下一块小石子去搅乱表面看似平静的运行秩序，就能激起大浪，荒谬可笑的财务问题将会一一浮出水面。据某一计算，假如纠正特殊法人、公益法人会计账簿中的虚账假账，日本的负债总额将上升到GDP的150%。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戴维?阿舍（David.L.Asher）认为，如果加上财政投融资计画中产生的债务及养老基金中的未达款项，日本负债总额的实际金额可能为1100兆日元，即GDP的250%。 　　富裕的秘诀 　　直到最近，经济学家都认为，让像这位汽车工程师一样的人们牺牲利益没有什么不对，因为储蓄利息率越低，企业就越容易获得低成本的资金。如此，节俭度日被宣扬为美德，将利益反还给国民就被不容分说地斥责为对国家资源的浪费。 　　19世纪英国小说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Wilde）曾把历史学家的头脑比作旧货店：“到处都布满了尘埃和古董，每件商品西都标着与其本身价值不符的高价。”日本就像是这样一个店。如果所有东西都标上高价而与商品本身价值不符，那就会耗资巨大而获益甚小。换言之，就是资本效率低下。 　　做一个简单计算就可以明白个中奥秘。假设日美利率差为10%，那么，即使只有相当于日本人1/3的美国人去储蓄，但大概过20年美国人的储蓄余额就与日本人持平，再过10年就将变成日本人的2倍。当然，这种计算过于简单，实际上，个人储蓄利率上的差别较小，而养老金基金的息差就较大。由此，我们就明白了美国人之所以能够浸泡在泡沫浴里畅饮香槟，而财富增长却比日本人快的原因了。这里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就是复利原则，只不过是资本的不变定律罢了。 // --------------- 第八章总决算之日：贷款(2) --------------- 　　世界第一的老龄化社会 　　标志性工程等等，政府部门的账单不断累积，另一方面，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更为严峻的问题正在不断恶化，那就是储备金不足的保险、医疗、养老金、社会福利等领域资金严重不足，它就好像怪兽哥吉拉，相比之下，国家债务、财政投融资计画、特殊法人只不过是小小壁虎罢了。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日本人口结构的变化，即日本一跃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老龄化国家。出生率下降到千分之1.4（是目前世界最低水平，而且预计在10年内还将进一步下降到千分之1.3）。1997年，65岁以上老人占日本总人口的比率超过了17%，超过了瑞典成为发达国家之首。预计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25%，同年，美国将达到15%，中国为9%，韩国是10%。 　　社会不断向老龄化方向发展下去的话，国家的养老金基金和医疗保险制度的运作都将变得困难。在养老金基金方面，年岁大、易患病的退休人群不断扩大，而支撑赡养这一群体的劳动力人口却在减少。1960年，维持一位退休者的在职职工有11人，到1996年，该数字就减少到4人，预计到2025年就将只剩下2人了。 　　在健康保险体制方面问题更为严重，再加上人口结构的变化，不断增长的医疗支出给财政收入带来很大的压力。1999年，在日本1800个医保机构中，85%以上出现了赤字。 　　早在1996年，国民医疗保险体制就已陷于困境，面临将在3～4年内破产的危机。当时的厚生省同时提高了医保费和个人负担率的额度，使得参加社会保险的国民必须自己负担近三成的医疗费用。医保费以前是个人所得的8.2%，现在提高到8.6%，药费里被追加了负担，甚至还被课以一些隐性赋税。 　　然而，即便如此，这些措施的出台对解决医疗保险体制的问题来说是杯水车薪。医保费上调几个百分点只不过是一个开头罢了。虽说每年只上升一点点，但预计在职职工医疗费用的个人负担率将是现在的2.5倍，退休老人的个人负担率将达到现在的2.8倍。即使如此，要应付今后几十年内的医疗支出还是远不够的。据说2025年保险费用将不得不上涨到目前的3倍，占工资收入的24%。 　　陷入低迷的保险公司 　　社会老龄化并不是谁的过错。一定要究其原因的话，这是日本现代化取得成功的证明——出生率低下——所造成的。对所有工业国家来说，虽说不一定像日本这样极端严重，但社会老龄化是无法逃避的宿命。而日本真正的问题是对此宿命毫无防备。因为所有人都认为：拥有世界数一数二的GDP值和储蓄率，日本有足够的资本力量来对抗社会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 　　处于老龄化社会问题第一线的是人寿保险公司。即使从世界范围来看日本的遗产税都是特别高的，而降低这一税赋的手段之一就是参加人寿保险。当然投保人寿险也被当作义务，保费占储蓄的20%。但令保险公司为难的是，财务省要求人寿保险公司购买低息国债，并且，股价一发生低迷，人寿保险公司就被要求投资股票市场。长年持续投资于这些毫无利润可言的股票、债券，保险公司连维持零收益都很难，现已经开始陷入亏损。 　　如果问题仅仅如此，那保险公司是在原地踏步。但实际上保险公司还面临着从泡沫经济时期恶性膨胀的高达数兆日元的不良债权。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8家保险大型公司已经偿还了数兆日元的呆帐，但这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大部分呆帐被“飞账”蒙混过去了。 　　二战后，日本从未发生过保险公司倒闭事件，但危机已渐渐难以掩饰。终于，在1997年4月，日产人寿保险公司以2520亿日元亏损额宣告破产。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在2000年10月，日本保险业界排名第11位的千代田人寿保险公司和排名第12位的协荣人寿保险公司相继宣告破产，亏损总额达7.4兆日元。 　　溺水挣扎的养老基金 　　超低利息率也给养老基金带来了严重影响。1991年，美国的养老基金获得了28%的高额投资收益率，而日本只达到1%。到了1998年，美国收益率为14.6%，其前一年更是获得18%的好业绩，但同一年度，日本竟变成亏损3.2%，是世界最低水平。这样的收益差额在巨大的资金基数上年年累积，日美两国的公共储蓄就会产生几百兆日元的差额。虽然从5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就制定了6%的基金投资回报率标准，但1991年以后的实际投资业绩从未达到过该标准。根据1996年9月的调查，企业养老基金中具有完全支付能力的仅有4%。几十种养老基金处于完全破产状态，比起投保者投入资金，资产价值下降速度更快。日本厚生劳动省曾在1995年规定：公司内部储蓄的最低利率为3%，到1997年已下降到只有1%了。 　　与医疗保险情形一样，养老金基金如果不增税也难以维持。于是，养老金缴费额急剧上涨，由1994年工资总额的14.5%猛增到1997年的17.4%，预计今后还将不断上调，最终将达到30%。而且，在1994年，退休职工可以开始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也从60岁上调至65岁。由于企业、政府机关大多采用55岁退休制，这样一来，在退休至开始领取养老金年份之间就产生了10年的空白期。 　　在民营企业中，养老金款项短缺极大地拖了制造业发展的后腿。据1999年的调查显示：70%的日本企业中存在养老金款项短缺问题。到2000年为止，日本大藏省的会计制度都允许企业在年终结算时可以不将养老金款项短缺额计入企业负债项目，所以，大多数企业就“忘记”了这笔金额。尽管最近企业会计规则进行了修改，但仍残留很多粉饰和掩盖此项金额的结算技巧。几家大型企业公布了内部短缺金额数据，看看这些数据就能一目了然：2000年春，三菱电机缺欠5400亿日元、本田缺欠5100亿日元、丰田缺欠6000亿日元、索尼缺欠2220亿日元。 // --------------- 第八章总决算之日：贷款(3) --------------- 　　多印纸币便可万事大吉 　　经济学家常说，日本的国家负债性质与其他国家不同，不用担心。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日本的国家负债大部分都只是对国民的负债，其处理在国家内部就可以解决，不必对国外支付。话虽如此，但通过纳税返还国家债务的还是国民，在国民承受重负方面并没有改变。据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加文?麦科马克教授计算，2005年日本国债总额约为1400兆日元,国民人均负担额为1100万日元。要加上利息返还这笔款项的话，需要日本全体劳动者每年交纳170万日元的税金、并且连续交纳60年。正如加文?麦科马克教授所指出的，解决这一债务的途径有三条：GDP值高速增长、增税和通货膨胀。 　　政府寄予希望的是GDP值的高速增长。如果产生奇迹，80年代的辉煌岁月能重新来到，累积的债务就会像洪水冲刷一般荡然无存，可是，曾经有过的GDP值高速增长，这种时代恐怕是一去不返了。 　　第二个候补方案就是令人生厌的增税了。预计在今后的25年里，日本税金将急剧上涨，超过瑞典等高福利国家的水平。目前，税金和社会保障费用平均占纳税者所得额的36%，如果包括保险费用上涨额，该数值可能超过63%。而且，这当中还未计入不断增加的国债费用。 　　1997年，消费税在从3%上调至5%，今后数年，还可能翻倍为10%或者更高。养老金支付额被降低，医疗费个人负担额增大，包括消费税率的增长，国民平均向国家交纳金额在2025年实际上将达到工资收入的80%。 　　纳税者对此也绝对难以忍受。那么，就只能选择第三种解决方案——通货膨胀。著名的经济学家中有人催促日本政府采取此方案，认为只要引发通货膨胀，就立即能还清债务。要引发通货膨胀，只需增大货币供应量即可，可以采用发行纸币、向银行投入大量现金或政府回购国债等方法。但正如美国经济评论家塔戈特?墨菲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方案也伴随着风险：苦于经济泡沫的银行即使获得大笔现金也不会向外界放贷，而且，通货膨胀恐怕会导致国债贬值、给债券市场造成恐慌，这样，我们将再次陷入打鼹鼠游戏：疲于解决不断产生的新问题。比如说，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将会增加数百万失业人口（政治家也会失业）；税赋增加过重，就连忍耐力极强的日本国民也会忍无可忍；大量发行纸币，国债会发生贬值。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是好呢？谁也不清楚。 　　其实际原因就在于过长地维持不正常的经济体制，整个国家已经缺它不可了。政府负债的账单一味增大，但财务省更害怕体制本身发生崩溃。当年，在面对同样困境时，美国前总统亚拉伯罕?林肯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美国伊利诺斯州的两名少年想穿过果园抄近道。刚走到果园正中，守园的狗就冲了过来。一名少年不失时宜地爬上果树，而另一名却被狗追逐着围着果树绕圈。为了甩开狗，他竭力绕小圈跑，不想反而追上了狗。他抓住狗尾巴不敢放开，但没过多久就精疲力竭了，于是，就向树上的少年求救： 　　“快下来帮帮我！” 　　“帮你什么？” 　　“当然是帮我放开狗尾巴啊！” // *************** *《犬与鬼》第四部分 *************** 　　日本国民在孩提时代起就被灌输了服从权威的思想，精神医学研究者宫本政于说，海外专家对日本学校实际进行的教育视而不见，而是囫囵吞枣地解读日本的“教育原则”。宫本对日本的教育制度进行了精神分析。据他说，为应试而背诵的知识仅是副产品，教育体系真正瞄准的不是教育，而是国民的服从。借用宫本严苛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阉割”。 --------------- 第九章国家之财富——金钱法则(1) --------------- 　　日本是众所周知的“储蓄大国”，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日本人非常容易陷入贷款的泥潭中。借助于“先提货后付款”的消费方式，ORIX等租赁公司、消费者金融公司发展成了大型企业。分期付款在日本已十分普及，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其国民人均贷款消费额已赶超了美国。 　　另一方面，由于企业能够以接近零利息取得融资，其不负责任地反复贷款也就理所当然了。实际上，这样的事确实发生了。数十年前开始，日本企业的平均债务达到了其资本的4倍（美国为1.5倍）。企业接近零成本融资，这在经济高度增长时期曾是取得了极大成功的政策，但到了90年代经济增长出现停滞时，企业突然开始感觉到了肩上债务之重。 　　回顾历史，可以说日本人有不计后果、疯狂贷款的文化倾向。歌舞伎、偶人净琉璃剧目中，关于借款、侵吞收存款的故事多得令人惊讶。与此相对比，中国的京剧等剧种中，关于不法行为、判案等的剧目格外多。这与其说是和金钱有关，不如说是和权力有关。偶人净琉璃中特别有名的是《黄泉信使》中“启封”这一幕，大阪某信使的养子——忠兵卫一心想要为艺妓梅川赎身，就将收存的汇款拆了封。他明知道这么做难逃死罪，却还是不能自已。 　　连夜潜逃 　　幕府末年，诸大名向大阪钱庄贷款，无力偿还便导致了德川幕府的倒台。泡沫经济时期的金融体系中，按资产——负债——资产这一循环运作，其中负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失控的负债、资金的挪用，这些都是官僚利用特殊法人地位的显著特征。在企业部门，巨额负债就像枷锁一样，使他们浑身不得动弹。总而言之，日本人并不是生来就喜欢储蓄。想必喜欢储蓄的人有还是有的，但贷款更是人的本性。在这一点上，指导日本金融体系的官员计算错误，即通过极高的利息惩罚个人贷款，长期来看，这给社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在日本，40%的利息是法律所认可的。在但丁的《神曲》中，放这样厉害的高利贷是要获罪被打入地狱第七圈第三环的。日本企业能够以接近于零的利息筹集到资本，而个人却只能依赖于以工薪族为对象的高利贷和“消费者金融公司”。“消费者金融公司”听上去还不错，其实就是高利贷。它表面上以30%～40%的年利率提供贷款，实际上利率有时高达100%。如果还不出钱，就会有地皮流氓前来收账。大藏省一直偏好并认可这一体系，似乎是因为他们认为：收取如此高的利息就可以打消人们贷款的意愿。正如西鹤所说：“在人们的想法当中，恐怕没有比倾家荡产、被人一再催逼还债更恐怖和悲哀的事了。” 　　消费者金融公司，即以工薪族为对象的高利贷，是黔驴技穷的债务人可依赖的最后一种办法，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持有该项高利贷的人口竟多达1200万人（占成人的八分之一）。事实上，在日本银行制度下，90年代唯一取得显著性业绩提升的业种就是“武富士”这种大型高利贷。某些年份其资产年增长率曾高达25%。 　　1200万“重债务人”中，有150万～200万人是基本上无偿债能力的“多重债务人”。其中大部分人没有选择破产是因为社会上谴责非常厉害。律师宇都宫健儿对破产手续较为熟悉，他认为：“债务人没有选择主动申请办理破产手续，仅仅是因为不知道要怎样办。”但是，即使办理了合法的破产手续，黑道组织也会去威胁其亲属，半夜猛敲家门，每天打几十个电话到工作单位，这些情况都防不胜防，因此，就出现了连夜潜逃的现象。 　　1996年，连夜潜逃的人有8万，到了1999年，该数字几近翻倍，达到了13万人。另外，同时期以工薪族为对象的高利贷的数额从4.5兆日元增长到了20兆亿日元，是原来的4倍多。连夜潜逃日渐频繁，就产生了“夜逃商”这样的新型买卖，帮助债务人逃跑，同时还在其潜逃期间为其保管财物。1999年，日本还上映了电视连续剧“夜逃屋本铺”，剧中的主角运用各种对策帮助客人逃过收账人的追债。简直就像美国电影《谍中谍》，电台主持人在直播时毅然逃跑；花店老板趁着结婚典礼的混乱之际突然失踪，每集中逃跑的方式都别出心裁。 　　信用欺诈 　　潜伏于日本金融体系中的陷阱不单单是贷款，金融机构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欺骗着普通市民。因为没有确定贷方责任的法律，防范意识差的老人、多重债务人就成了牺牲品。最为臭名昭著的欺诈就是所谓的“变额人寿保险”。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到前半期，银行与保险公司相互勾结，大肆宣传变额人寿保险是针对遗产继承税的有效对策，向拥有房产的人兜售。购买该险种，就是以房产作抵押，取得贷款，再将这笔资金投向保险。“变额”这词实际上是不保证红利之意，但在推销保险时，销售员对“变额”这词只字不提解释。泡沫经济一旦崩溃，保险的价值暴跌，于是，就留下了超出其价值部分而产生的贷款。 　　这种保险合计已售出120万份保单，造成了几万亿日元的损失。尽管这是违法行为，但大多数情况下，签约时银行、保险公司的销售人员双方都在场。受害者提起的诉讼已超过400起，原告中甚至已有人自杀。受害者协会的干事大石聪这样说道：“我很能理解自杀者的心情，越活下去负债就越多，这种保险就遵循这样的机制。”国民遭受了如此大的损害，可是至今为止，银行、保险公司却并没有受到多大惩罚。 // --------------- 第九章国家之财富——金钱法则(2) --------------- 　　法律盲区 　　一般认为：美国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典型，而日本经济则受到过度的规则制约，这也是毫无根据的判断之一。美国是一个法制社会，比起含糊不清的行政指导，他们制定了大量的法律，加之高明的律师深入各种细微之处反复辩论，法律就更加细致，其监督作用也覆盖了方方面面。他们禁止内幕交易，信息公开义务化，制定“不法行为责任法”以保护投资者，并以其他各种手段提高市场透明度和效率——当然，与此同时，律师们也由此得以致富。 　　没有规则制约的恰恰是日本。美联储内银行监察官员有7000～8000人之多，金融厅中则只有400～600人，但是，据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理查德?辜说：其中真正有能力的不过200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有工作人员3000人，而日本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相关金融厅部门的人员最多只有200人，而且，他们只是做一些敷衍了事的工作。在日本金融界，由暴力团体收回贷款，允许收取过高的利息，内幕交易横行，账簿遭篡改，老人被银行、保险公司欺骗，向官员行贿，证券界则对官员、政治家开设特别处理账户——这简直就是一个无所不有、弱肉强食的法律盲区。 　　金融厅非但没有设定严格的规则，而是在日本金融界四周竖起了坚实的墙壁，以限制其范围。他们所选择的对策不是击退鲨鱼，而是圈起更小的水域，在这局促的空间内游着。外面的世界中，由于新技术的登场连金融概念本身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之时，他们却消极怠工，毫不学习新技术。 　　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制化也毫无进展，例如股票期权（StockOption，即把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权力作为报酬付给员工的体系），其办理手续异常繁杂，只有极少数的公司提出申请。不管怎样，要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平均要耗费30年时间，该职工优先认股权也就无法起到什么激励作用了。在海外，养老金基金的运用属于最先进的金融领域，但在日本却驻足不前，始终处于起步阶段的水平，至今仍是在金融厅的指挥下，按其要求买入那些无法获得任何利润的股票以及低利率的国债。这时，世界进入了21世纪，人们在不经意中发觉：日本在金融市场的培育方面失败了，在培养与之相配合的专业技术方面也落后了。 　　铁制货币 　　在此，我又想到了古代的斯巴达。据古代历史学家普卢塔克（说，斯巴达开国之父来库古（规定斯巴达人要使用铁制货币。铁价值低廉，而且分量又重，因此，只能将其储藏起来。这样一来，人们对于赚钱的兴趣逐渐淡化，转而投身于在军事上建功立业的努力中去。普卢塔克对此这么评述：“铁制货币携带不便，假使其有输出的途径，在国外恐怕也难以流通。因为其他的希腊人会对铁制货币之类不屑一顾。……在这种情况下，有钱人于穷人相比并没有优越之处，无论拥有多少财富，由于没有办法拿出去，只能让它们在家里睡大觉。”日本的情况也是一样，拥有了庞大的储蓄，却不能使其发挥作用。 　　以财务省为首的省厅机构为了使金融体系的无能和落后正当化，推出了独特的日本模型。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1990年出版的榊原英资的《超越了资本主义的日本——日本型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榊原阐述：“比起软弱颓废的西欧，大藏省的推进方式更具优越性。”在由大藏省官员担任主教的所谓“日本模型”的教堂中，文化、传统的神圣恩赐就将灌输到这个日本式体系之中。 　　这里有一个珍贵的教诲。真正的文化和传统到底是什么。经历过千锤百炼的亚洲政治领导们将其作为使权力正当化的手段，提出了崇高的“亚洲价值”。确实，大藏省对于资金自由流动抱有不信任感，这是基于武士传统而产生的。但是抛开这个背景，从另一个角度看，不要忘记日本同时也拥有着悠久的商人文化历史。对于资金自由流通的不信任感并非古来有之，其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还是战后的事。 　　明治年间，近代化开始起步，大胆的实业家涌现出来，创建了大型的企业：像三井、三菱、住友等，其中许多被视为“财阀”，至今仍举世闻名。转折点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财阀解散。在驻日盟军的怂恿下，官僚开始把持政府。凭工资雇来的官员们不信任战前的大资本家，竭尽一切手段剥夺他们的财产。 　　于是，目前这样的体系就形成了，但如今财务省、金融厅对资金自由流动心存畏惧，其理由只是在于支配力问题。即便如此，最不可思议的是，官僚对金钱的轻视让人难以置信。陷入如此巨额的贷款、不良债权、股价暴跌，正常情况下几乎是要惊恐地叫苦连天了，但日本的官厅却看似镇定自若。就像浸在蜜水里长大的富家千金一般，对于金钱毫无意识。因为只要有需要，无论何时父亲都会给她。 　　江户时代的商人并非是漠视金钱的富家少爷。井原西鹤如此告诫道： 　　“储购引起的蚀本和冶游的靡费年积月累，昔日才智也似樱花殒落，红叶锦缎成褴褛之身。人之盛衰荣枯犹如四季流变，结局亦可能沦落乞丐。生气也不起作用，穿着红叶锦缎者也衣衫褴褛，如四季变迁，人身也有盛衰荣枯，结局亦可能沦落乞丐，但正如谚语所言：‘乞丐无传承’，因为任何人皆可能沦为乞丐。每思及此，人们必须对自己的家业拼命努力、毫不懈怠。” // --------------- 第九章国家之财富——金钱法则(3) --------------- 　　金钱第二法则 　　在加利福尼亚新兴企业从事咨询工作的迈克尔?菲利普斯(MichaelPhillips)1977年出版了一本名为《金钱七大法则》的书，至今仍被奉为经典。在这本薄薄的书中，七大法则的第二条是“金钱有金钱的规则”。也就是说，与人的善意、文化条件无关，需求与供给，收入与支出，利润与损失，复利等，这些法则绝不能推翻。换言之，金钱遵从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法则。 　　有种观点曾一度盛行，认为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日本经济是一种新型神秘的体系，“第二法则”对此不适用。针对日本型的经济体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伦?布兰德(AlanBlinder)总结如下： 　　“但是，几乎没有被人们注意到的是，日本经济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挑战，即：对经济定论发起挑战。如果大胆而简明扼要地说，（参照标准的经济理论）日本正是通过犯所有的错误而达到成功。对此，经济学家们恐怕都会觉得没面子。” 　　确实也理应觉得没面子。1987年，大藏省发言人榊原英资如此阐述：“这两三年中欧美恐怕会发生毁灭性事件，我想，新的法律制度已经势在必行了。”的确，毁灭性的事件是发生了，但不是在欧美。看看尾上缝与她的“蛤蟆”就能一清二楚。 　　迈克尔?菲利普斯这样写道：“金钱法则也许正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式的法则。不浪费、不放荡，慎重对待，说明金钱用途，保存记录，决不能忽视金钱流向。”尽管可能一时会偏离规则，但最终，在由飞帐、粉饰决算、没有分红的股票、接近零利息的存款等构筑起来的牌九赌博世界里，该崩溃的还是土崩瓦解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超越了资本主义的日本”金融界，持续着漫长的螺旋型下降。 　　经济学中是否真的存在“金钱法则”？该问题在经济学家之间也是讨论的热点话题。卡雷尔?范?沃尔夫伦指出，不能过于相信法则的存在。“金钱并没有像物理、化学那样的法则。这是因为有政治要素的存在。对主流经济学家而言，肯定不愿意这样认为。但是，即使对法则之类深信不疑，可结果仍然缺乏证实法则的基础。” 　　根据国家的不同，可以将产业和资本流动组合到各种体系，例如，“苏维埃式共产主义”，“日本式资本主义”，“英美式资本主义”等等。从这层意义上讲，正如卡雷尔?范?沃尔夫伦所说，像数学一样设定因果关系的法则是不存在的。按西方的标准，日本的银行几乎都处于濒临倒闭的状态，但他们还是这么维持着经营。此外，日本独特的资金供给体系中，有许多令外国经济学家困惑的要素，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即使日本经济的泡沫崩溃，社会生活艰苦，这一体系仍然以原先的状态残留下来，等待着下一个经济扩张期。 　　但是，苏联的解体以及日本持续10年的不景气中，金钱的基本法则是存在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效果逐渐显露。在违反“金钱法则”的经济体系中，这种效果凭古典经济学家单纯的计算是显现不出来的。但是它们却潜伏于地下，并以令人惊讶的形式在其他地方表现出来。比如说，东京的银行可以面不改色地设定10+10=30，以此方式使银行不至于倒闭。但是，在某个较远的地方，比如说在大阪，某种养老金基金却会出现10+10=15的情况。或者会有人回答说：为了使这个公式成立，不得不在更遥远的北海道往海岸浇筑混凝土。 　　事实上，无视古典经济规律最终是要遭到报应的。在是否存在“金钱法则”的争论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要素，即：为了维持漠视法则的经济体系，社会要做出多大程度的牺牲。牺牲与忍耐如果很大，即使是再扭曲的体系，也能一直维持下去。 　　如果是江户商人，想必要唱反调了。在西鹤描绘的世界中，负债就应该偿还，存款也应该得到利息。见机行事的聪明商人财产富足，在竞争中失败的商人则倾家荡产，就连严谨的儒学家也理解这一点。海保青陵于1813年这样写道： 　　“大凡存在于天地之间者皆物品（商品）也，商品孳生商品者理也，由田生米与由金生利息毫无二致。山生木材，海生鱼盐，生金、米之利息，乃天地之理也。” 　　西鹤和儒学家海保青陵这样的日本人，想必是无法理解榊原所说的负债可以不还、存款不产生利息、大企业绝对不会破产这样的“日本型市场经济”。 　　现在，日本已步入了21世纪金融问题最为严峻的时期。从大的意义上讲，经济本身基本上还很强，尽管处于不景气，但不至于崩溃。认为日本经济马上就会崩溃的经济学家是大错特错了。日本的经济体系凭借两个理由存续着：一个是庞大的资产积蓄，另一个则是牺牲精神。从资产积蓄来看，由于有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庞大的国民储蓄积累，目前的状态应该还能继续维持几年甚至几十年。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脱离现实的体系，日本国民所作出的牺牲越来越大，现在的问题是究竟牺牲什么为好。其回答是全部。为了维持这一体系，日本不惜做出任何牺牲：国债债台高筑，就将山脉夷为平地，将河流填平，榨取所有的国民积蓄。因此，该体系固若金汤。 　　为了支撑产生了泡沫的“日本型市场经济”，社会所遭受的损害罄竹难书。最近有一个倾向，无论哪个领域的专家都将日本的经济、金融问题视为政治问题进行分析。这是因为“经济问题中最严峻之处”就在于此。但在我看来，与其将它视为政治问题，还不如看作文化危机。当然，我所说的文化危机本质上与政治问题是一致的。日本金融体系深误区，它要回到“实价”尚需时日。在此之前，金融界的不规范恐怕仍将牵累社会，继续侵蚀自然环境。 // --------------- 第九章国家之财富——金钱法则(4) --------------- 　　梭罗（HenryDavidThoreau）说：“无论什么地方都有一个坚实的底。”“过路人问少年： 　　‘这片沼泽的底部坚实吗？’少年回答说坚实，于是他策马前行，却立马在沼泽里陷至齐腰深。过路人埋怨道：‘你不是说底部坚实吗？’，少年答道：‘没错啊。但是，你不再往下沉些是达不到底部的。’” // --------------- 第十章教育：遵从规则(1) --------------- 　　日本近、现代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容易走极端。大兴土木的建设中毒症和巨额财政赤字的共同点就是刹不住车。既不能减缓速度也无法掉头返回，只能没完没了地实施破坏性的政策。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本章将目光转向教育方面的原因。 　　第二次危机 　　古代历史学家普卢塔克（Plutarch）说：“有人对狄奥彭玻斯王(KingTheopompus)说：‘斯巴达长治久安是因为历代国王统治高明’，大王说：‘不，是因为懂得让人民顺从’”。 　　不用说，隐讳自我主张的风气可以上溯到封建时代。在闭关锁国和武士统治的350年间，日本确立了全面控制整个社会的方略。发布节约令，按各个士农工商四个阶层，规定每家使用的建材、门和大门的形状、衣服的质地。神社和寺院必须隶属于幕府规定的宗派，异端信仰成为禁忌。为了保全主人之子而杀死自家孩子、自我牺牲这些美德成为歌舞伎、偶人净琉璃的热门主题，被反复传唱。 　　但是，心灵控制并非那样简单可行。即便在资讯手段不如现在发达、识字率还很低的情况下，心灵控制也不那么容易。传统社会管束严厉，但即使如此，也有不少人物和地方逃脱了控制。外样大名几乎是独立国家的国王，他们引以为豪的是自己的方言和地方特性。直到1920年，政府统治才抵达四国祖谷溪是，因为通往该山谷的道路要靠人手才能开通。而在城市里，“士农工商”制度本身也产生了多样性。傲慢的武士、沉思冥想的僧侣、态度温和的工匠、好斗又好色的商人，没有什么社会比江户的“浮世”更多彩而混沌了。 　　绝对控制是幕府的理想，但这个理想直到明治时代成变成现实，，当时日本从西方引进了近代教育制度。明治维新的口号是“和魂洋才”，而以教育来讲，那是“和魂”（总体控制）和“洋才”（义务教育）的结合。标准化的教科书、制服和校规、在校园里按军队队列行进，一齐鞠躬——这样，长达215年的闭关锁国也无法完成的事终于实现了，绝对控制在与地方和个人个性的较量中占了上风的。就其结果而言，这是给日本现代化带来重大影响的一大失误。 　　最初的危机出现于20世纪初。门户开放引发了爆炸性的创造力，在“大正民主化”时期达到顶峰。冈仓天心（觉三）通过著书立说将茶道等日本传统文化介绍到海外，武术、绘画、舞蹈等自古以来就有的艺术和娱乐与现代化巧妙地融为一体，精炼成为一种现在可见的形式。此外，还出现了芥川龙之介和泉镜花等优秀作家，服装设计和建筑、音乐等领域也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一时期也是民主主义运动开始胎动的时期。 　　然而，只有少数阶层能尽情享受大正民主化自由空气。大多数国民在学校接受军队方式的教育，他们在校园里排着队，呼叫“万岁！”。20世纪30年代，这一代人开始掌握实权，一扫大正时期绽开的自由之花，宪兵队、新闻检查制度和军国主义都在扩大，日本迅速走向战争的道路。 　　而第二次危机就是现在。 　　羊群 　　将现在日本的教育评价为“灾难”，或许有危言耸听之嫌，但对于海外专家而言，“先进的教育制度”颇具魅力，仅次于“优秀的官僚”。与欧美相比，日本的教育制度在海外专家的著作和论文中备受称赞，他们对日本孩子的背诵能力和数学技能大加赞赏。毫无疑问，教育体系造就的“企业战士”成了支撑日本经济基础的强大原动力。国民在孩提时代起就被灌输了服从权威的思想，所以社会运作极其顺利，在西欧社会蔓延的社会不稳定和暴力犯罪在日本则很少发生。这些全都是“正”面的故事，在海外专家的那些著作中几乎不提“负”面的故事。 　　厚生省官僚、精神医学研究者宫本政于说，那是因为海外专家对日本学校实际进行的教育视而不见，而是囫囵吞枣地解读日本的“教育原则”。宫本对日本的教育制度进行了精神分析。据他说，为应试而背诵的知识仅是副产品，教育体系真正瞄准的不是教育，而是国民的服从。借用宫本严苛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阉割”。 　　“到英国田野去观光，就会发现在平缓的丘陵地带羊群正在吃草。那道风景就是和平本身，而这也正是日本官僚期盼日本社会能够实现的情景。但是，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国民顺从老实便于实现官僚所希冀的和平。因为顺从老实的国民易于控制，没有必要对社会体系进行变革。官员又是如何有效地阉割日本的呢？其答案是学校。学校系统成了实践阉割的场地。” 　　为了了解这种“阉割”是如何进行的，让我们回顾一下孩子们前进的道路吧，从幼儿园到大学，再到其将来。 　　幼儿园 　　课程之一：步调一致地行动。作家彼得?哈德菲尔德(PeterHadfield)陪女儿乔伊第一次去日本幼儿园时的见闻之一。首先是老师点名，然后是全体儿童规规矩矩地坐下，由老师教折纸。折纸完成后，孩子们才可以到外面去玩。“孩子们分头自由活动，乔依直接朝秋千跑了过去。但是，刚玩了没多久，从到处安装着的喇叭里响起了钢琴声，幼儿园孩子们像阅兵式的士兵那样一齐集中到操场正中，跟着音乐做体操。玩秋千和爬攀登架无疑也是运动，但是，这次是大家到齐后按规则开始运动。最后，总算容许孩子们跑来跑去——然而，并不是可以到处跑，而是大家一起按逆时针方向画着圆圈跑。” // --------------- 第十章教育：遵从规则(2) ---------------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乔依按顺时针方向跑了起来。 　　“老师们和蔼地招呼乔依朝‘正确’方向跑，并向我使眼色以示求助。对于不想随大流、主张自我的女儿，我感到骄傲。但是，结果是不得不顺应体制。不那样的话，女儿会吃苦。‘向反方向跑，乔依’。我最后这样说了，挥挥手让她改变方向：‘要同大家做得一样’”。 　　课程之二：与众不同不好。宫本举了这样一则轶事。朋友的女儿上幼儿园时，老师说盒饭要带白米饭。问“为什么？”，老师这样回答：“因为带炒饭和三明治来，其他孩子就会想吃。孩子想要不同的东西不好。可是，大家都带白米饭来，也不会想要没有的东西吧。” 　　小学 　　幼儿园毕业的孩子马上就进入义务教育，教育的场地现在开始呈现出就像“军队”似的情形，那要持续到高中毕业为止。“立正！”是我的堂弟伊顿1993年，9岁时在龟冈市的小学里记住的第一句日语。 　　最初那天，老师将学生分成“组”。“组”缠住学生不放直到毕业。“同组的学生大体上休息时间也一起玩，漫长的上课时间一直在一起学习，到了午休竟然还是坐在规定的座位上一起吃午饭。两年中一直是在那个‘组’的围墙里度过的”。 　　对日本来说，“组”这一体系的确成了重要因素。原驻日大使埃德温?赖肖尔(EdwinReischauer)教授评论如下： 　　“被重视的是每个人所属的群体。无论班级、还是公司、甚至国家，有属于那里的‘我们’，有作为与其对立的‘他们’。想来不禁有些毛骨悚然，在日本统一的教育体系下，某一年龄层的孩子们无论在日本哪里，都是在同一天，用几乎相同的方法学习完全相同的内容。而且，对自己所属的小群体或者日本这一大群体而言，开始拥有完全明确的——而且常常是排他的——思想。表面上学校教育我们要尊重更为广阔的世界利益，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人去考虑人类这一真正的‘我们’。” 　　课程之三：在日本的学校教育中伴随痛苦。即使天气炎热也不能更换冬衣，,直到规定换衣服的日子，大家必须汗流浃背。 　　痛苦教给学生的是“加油”，即“忍耐”。杜克教授说，“为了生存，日本人必须经常加油。为什么？因为对许多日本人来说，生活既不轻松也不舒适。这在现在也没变”。诚然如此。痛苦不存在的时候，学校会特地创造出痛苦来。小学生连生理现象都必须合乎规则，若不这样就会倒霉。比如，京都市有十多年时间，中、小学校的厕所里不放手纸。按京都市教育委员会森原良浩的说法：“学生应该自带面纸。而且，早上在家里方便，在学校就省得去厕所了。” 　　中学和高中 　　与其后的初中和高中生活相比，小学生活还是比较放任自流的。小学里规定制服和发型的地方很少，但初中和高中大体上是规定的。据说在大阪的羽曳野市，甚至教师也穿起了制服。从发型和服装开始，校规延伸到学校的外面。有很多学校要求学生即使周末也要穿制服，也有学校禁止学生在放学路上饮食。 　　为了让学生遵守规则，有不少学校使用暴力。日本法律禁止体罚，但那是“原则”，“真实情况”不一定如此。福冈县某位教师殴打女生头部和肩膀致死，而在审判中，辩护律师声辩，因为教师打学生是常有的事，所以惩罚教师一个人是不恰当的。正规教育制度即使这样还过得去的话，送入特殊教育、进修班的学生就惨了。那里的设施大体上如同“新兵训练营”。其目的就是教师怒吼，加上体罚，通过将学生置于疲惫状态中来锻炼学生。 　　也有教师犯下暴力的，但校内暴力大多发生在同学之间。由于群体的团结性强，所以弱者可以虐待。弱者从幼儿园时代起就面临着融入集体这一强大的压力。孩子们容易走入“欺侮”。被欺负的时候，无依无靠。在日本学校里受欺负的学生反倒是不好的学生。老师在公开场合对反对欺辱，但因为重点是放在教育学生遵守群体和规则上，其结果是灌输了欺侮思想。1996年的日教组（日本教师联盟）年会上，根据共同通讯社的调查，大部分教师认为：“在严重的欺侮事件中，没办法只好让受欺负的孩子缺课一段时间”。认为让欺侮方缺课是合适的教师仅有11%。据畅销书《击退欺辱手册》的作者小寺靖子说，在向学校控告女儿遭受欺侮时，不管从学校方面还是欺侮者父母方面，都说那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小寺父母和孩子的问题，这就解决问题的方法。” 　　海外学习回来的孩子们明显不一样，容易成为被欺侮的对象。“回国子女”要上专门的学校，再接受训练以融入日本社会。 　　无论如何，作为产生群体意识的手段，最为有效的是跟着从扬声器中播放的音乐和播音员，一起走路、站立、坐下、说话等等。在训练中，打招呼尤其重要。打招呼的习惯是日本的美德之一，与漠不关心的纽约、不礼貌的上海形成鲜明对比。同时，打招呼也是教导学生进行协调的最佳工具，不经考虑就打招呼，学生不使用自己原有风格的词也过得去。 　　欺侮、训练、仪式、集体行动、打招呼，将孩子们变成了一个个非常乖的孩子。宫本政于将社会比作著名的SM小说《O小姐的故事》中描述的城市。O小姐被监禁在一座城里，按照所有的规则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性奴隶。不遵守规则就挨鞭子抽打，在翩翩起舞时得到的表扬也是鞭打，并从中感受到喜悦。宫本说，“O小姐成了受虐狂…，在这里，可以将O小姐被监禁的城市比作日本的顺从社会，将O小姐换为工薪阶层，将受虐待的性服务换成劳动。” // --------------- 第十章教育：遵从规则(3) --------------- 　　上课内容 　　我们从上文看到，学校教孩子该如何行为举止、如何遵守规则，这并非是课程表规定的内容。可以说，教导学生服从是日本学校教育的着眼点。埃贝茨(Ray，CindelynEberts)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学校与其说是在教育孩子，不如说是在训练孩子”。至于宫本，他甚至将文部省称作“训练省”。 　　暂且撇开这一点不说，来看看外国专家羡慕的对象——-填鸭式地教授大量知识的算术和理科课程表又是如何呢？的确，同其他国家的孩子一比，日本的孩子算术分数普遍很高，但理科方面成绩一般。日本学生在照样套公式的题目中还可以，但一变成考分析和创造性思维的题目，日本学生就会失分。 　　为了考试及格必须灌输知识。但是，那种知识本身并不是相对性智慧？？？？，仅仅是一个个因素的集合，在生活上当然也不起作用。重要的只是记忆力。日本教科书全部经文部省的审定，内容是标准化的，因此，不管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的学生都读同样内容的教科书。很遗憾，文部省教的“事实”未必与世界的看法相一致。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实尤其如此。 　　根据法院的审判，教科书审定的目的仅在于严密地核准事实。但是，教科书审定近年涉及到了战争以外的问题。文部省驳回了小学6年级用的某一教科书，因为某一诗人在描写河流时使用的拟声词与公认的发音不同。教科书上不出能现诸如离婚、单亲家庭这样的词。比萨一词也不能出现在教科书中。文部省从家庭科生活课的教科书中删除了比萨饼的制作方法，理由是“比萨不是家常菜中的必备菜”。 　　始终忙忙碌碌 　　对学生来说，最为严重的问题还在其他方面。那就是学校所教的内容竟然不出现在升学考试里。因此，放学以后必须上补习班和补习学校。在12～15岁孩子中，有2/3在上补习班，每天学习2～4小时。另外，体育和音乐兴趣班等课外活动等同于军队组织发挥着功能，为此，生和老师经常精疲力尽。 　　这里，我发现了日本学校教育的另外一个重要规则：始终让学生忙忙碌碌。，这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是很少见的。日本学生没有自主的兴趣爱好时间，而且总是疲惫不堪。早稻田大学菅野纯教授的专业是学校心理咨询，他这样指出：“孩子们经常说‘累了’，那是在学校或补习班学得筋疲力竭了。学生们的忙碌程度远远超出了生物学的极限。” 　　睡眠不足是典型的军队训练手段，战前的日本军队也有详细记录。据某一民间调查机构说，因在补习班学习，东京小学6年级学生中每3人中便有1人就寝时间不早于12点。 　　五花大绑的规则、身体上的不适、教师和学生的暴力、标准化了的教科书、上补习班、如同军队一般的兴趣班、睡眠不足由此带来的后果不难预料。日本的孩子讨厌学校，拒绝上学达1个月以上的高中生已达数万人。 　　从这样的统计数据就能明白，日本教育体系潜伏着重大问题。学生没有时间致力于个人爱好，喜欢的书也读不了，搞志愿活动也没空闲。上动物园去吧，去自然中做一次冒险吧，向国外学一下吧…………这些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情。简单地说，学校无乐趣。与考试地狱搏斗后上了大学，未来成为身着黑色西装的工薪阶层，或者是做工薪族的妻子，即便是这种目标也要忍耐。但是，不做那样的人又会怎样？好孩子的话没问题，但如果是坏孩子呢…..？与父母不同，日本孩子不知道贫困的辛酸，生长在富裕时代的孩子否定了教育，他们在学校与社会的压力下成为垮掉的一代，他们变得只关心自己头发的颜色、摩托车的速度。其结果是，教室里坐的都是充满反抗的问题孩子。为创建一个顺民社会而构筑的僵化体系最后导致生了截然相反的结果。 　　打折扣的大学 　　孩子们在中学阶段所受的艰苦训练和压抑，到了大学阶段就不可思议地消失了。成绩评定手下留情，企业根本不关心学生的成绩。大学里学的专业和知识与毕业后的就业也没有多大关系，公司对新员工的培训必须从零开始。由于大学的学习几乎不影响将来，所以高中毕业以后的4年大学生活就以玩乐为主。 　　日本大学教育的奇怪之处是，看上去与社会需求完全没有关系。大学研究生院资金不足，体制也不健全，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所进行的重要的研究开发活动，在日本高校里几乎没有。 　　高等学府里，设施老化。到任何一所大学校园走一下，所看到的都是破旧的研究室，如丢弃之敝履，垃圾满地，杂草丛生；图书馆藏书少，也未加以整理。据东京理科大学森谦治教授说：“（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产业界陷入困境，他们注意到若想开发独自的技术，就必须从事基础研究”。于是，产业界的领袖们走访了东京大学，“看到的情况，令他们大为震惊。因为从他们当学生的时候起学校几乎没有进步。” 　　东京大学的确是学术精英登峰造极的大学，但以欧美的标准来看它不只是学术园地，也是是学术的坟场。大学原来的一大目标是培养学生奉献社会的精神，但是，东京大学对此全然不懂。毕业生直升政府省厅，在那里受贿，贷款给暴力集团；他们篡改病历，制定一些破坏河流和海岸的规划——同事和教授对此都一言不发，若无其事。在发达国家的著名学府里，无论是对世界、对自己国家，还是对自己的社会，没有如此不作贡献的大学。《日本经济新闻》如此写道：精英大学的工作“与那些在产品上贴标签然后出货的‘罐头厂’相似，‘厂’里只发送贴着‘某某大学’标签的‘统一产品’”。 // --------------- 第十章教育：遵从规则(4) --------------- 　　驻日大使埃德温?赖肖尔这样叙述：“大学4年里，听一些枯燥无聊的课程，几乎不读书，也无所事事，这难道不是在浪费时间？这在效率优先的国家里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如果是那样，答案就只有一个，我们只能认为，日本大学等真的没有必要。宫本说过：“在18岁时，日本的孩子完全变成了羊。”“就像草地上的羊没有意识到自由是什么一样，日本的大学生也对自由毫不关心。”也就是说，成了大学生之时训练已经结束。大学是打折扣的。 　　在日本，大学只是高等教育理念的大型摆设而已。作为社会成员的训练是在企业和省厅开始的，在这样的官僚国家里，大学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必要性。所以，大学设施会老化，学生得以从压力下解放出来，能够悠闲自得地度过4年大学生涯。认真读书的不是学生时代，而是就业以后。如果考虑到这一事实，我们就能充分理解为什么日本的技术发展仅限于极其狭窄的领域。由于跨越各领域的创造性研究（与环境和科学理论的新发现有关）未在大学进行，所以日本的精英仅瞄准有限的人类活动领域：制造、建筑和市场营销等。 　　还没学的课题 　　教育哲学家亨利?亚当斯(HenryAdams)说，“在教育中，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对大量常识的无知”。文部省向孩子们灌输知识的结果是，日本学生缺少常识。1996年2月，在大学建筑学科任教的美国人阿茨比?布朗(AzbyBrown)公布了那里的实际情况。在建筑设计学科学生考试的时候，他发现，没有学生能够阅读100页的论文或对日语文献加以概括。不知道古根海姆(Guggenheim)美术馆，不知道平等院建于几世纪。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何时发生的仅有一人。不知道伊斯兰教，甚至不知道默罕默德的名字。也有学生认为基督教始于公元600年。顺便说一下，这些人都是大学研究生院的学生。 　　在日本的教育体系下，学校不向学生传授分析性思考法、提出怪的或者独创性的问题的能力、人类皆兄弟的意识、对自然环境的挚爱等。尤其是我们可以断定，环境破坏的责任在于教育体系。日本不教学生对自己的环境负责。为此，除了少数具有叛逆精神的学生，河川和山坡即使用混凝土涂满，谁也不会加以关注并提出抗议。 　　于是，注意到大众变得无知的文部省想到了另外一个“鬼”——“终生学习”。由于退休人口正在增加，因此，文部省声称，社会应该提供机会，让老年人学习英语会话、茶道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兴趣，。“终生学习”是与大兴土木国家相吻合的构想，这样可以找借口在日本全国一个接一个建设“终生学习文化厅”。但是，“终生学习”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终生”这一表达。在小学、中学阶段，学校不让学生独立思考，在大学阶段，学生以瞎玩度日，成为社会人后，追求自己兴趣爱好的时间又被剥夺。这样的人上了年纪以后是否马上会产生学习欲望，是值得怀疑的。 　　一次性起作用的政策最难以改变。日本将国民作为企业的齿轮来训练并获得了成功，这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时代：制造业和建筑业是所有财富的源泉，日本人可以很容易地从海外引进技术，而且几乎是免费的。但是，随着服务业和信息管理时代的来临，随着软件业成为一个巨大的重要产业，社会需要富有灵活性和独创性的人才，而日本的教育体系则倾向于扼杀这种人才。 // --------------- 第十一章革命可能吗：煮青蛙(1) --------------- 　　对日本来说，21世纪初的课题是日本是否会变。日本并非没有希望。在这一个半世纪里发生了2次180度的大转变，日本完全改变了。同样的事或许还会发生。但是，万一改变不了又会如何？为寻找这个答案，我们再看一下官僚体制吧。 　　官僚是政府的核心组织，其作用在于顺利分配国家资源（资金、人力资源、策划力、科学知识）。是否有效地发挥这个作用，成为官僚制度成败的基准。从这点来看，日本的官僚搞腐败，玩忽职守，几乎在所有领域里对资源分配都有重大失误，这项检测不及格。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金融专业知识、环境保护、道路建设、工业废弃物管理、林业、渔业、农业、分区制和城市规划、高等教育水准、药品检测，都已落后，但日本依旧我行我素。尽管这样，从外国专家那里经常可以听到这种声音——“日本公务员享受着一个无比宝贵的好处：伦理标准极高”（EamonnFingleton）；日本的“精英官僚”“世界上无出其。”（EzraF.Vogel）。 　　日本人自己不会像傅高义、芬格莱顿那样喜爱本国的官僚。可以作为明确事实加以阐述的是，僵化的官僚制度是20世纪90年代将日本逼到差一步就要破灭的元凶。借用大前研一的话，破产的住专“是大藏省搞的，是派领导去那里进行简单经营的例子”。尽管有那次大失败，但大藏省只不过是许多官厅中的一个，与用混凝土将国土覆盖掉的建设省、持续破坏国家森林的林业厅、给长良川建造没用的河口堤坝的通产省相比，大藏省给日本带来的损失可以说望尘莫及。 　　内藤洋介给《日本时报》撰文写道：“看家狗是不是真的在看家？这是对现在环境厅提出的严厉质问”。这是一个是很好的质问——为什么环境厅唯唯喏喏地同意谏早湾、博多湾那样的潮浸区遭受破坏？而且，知道这些错了的时候，环境厅为什么没有阻止那些破坏？或者也可以质问，又为什么无法控制恶英和石棉的使用——难道就不能有做个试验，检测一下是否有二恶英和石棉吗？肆无忌惮地非法丢弃有害废弃物的是无法阻止的吗？这些质问又会产生另一个疑：:为什么厚生省对使用非加热血液制剂造成1400人感染艾滋病毒袖手旁观？各个省厅都有各自的腐败，但其理由是相似的。追求私利和固守过时的想法是公务员的大染缸。 　　第三次革命 　　这几年，提日本的“第三次革命”很流行。最初的一次革命是1853年培理司令率“黑船”迫使日本开放之后发生的。此后仅20年间，日本就抛弃了将近800年的封建制度，转变为由军队和强大的资本家集团来统治的近代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第二次革命。这次是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元帅率领的驻日盟军指导下进行的。麦克阿瑟使日本军队解体，削弱了战前大资本家的权利。为填补空缺，官僚登场了，而且诞生了如今的日本。 　　许多人认为，第三次革命应该现在发生。前两次不是日本人自发产生的革命，而第三次革命有个重要的不同：不存在黑船和元帅的指令。外面的人谁都不在意日本山川的命运，也不会有人派军舰前来要求：拍摄更好的电影，救助破产的养老基金，开展培养孩子们创造性的教育，让国民住上更舒适的住宅。这次革命必须是来自内部的革命。其可能性并非没有。从本书引用的许多愤怒和焦虑不安的声音中就可以想像到这样的革命。 　　也有朋友担心：作为外国人如此批判日本，合适吗？但是，我不会这么担忧。前面提到的福田喜一郎将日本称作“幼儿园国家”，电影导演黑泽明说日本电影公司没指望了，关门更好。经济记者浅井隆给自己的著作起了一个《该死的，官僚！》这样的书名，大前研一评论道，住专的失败大藏省负有直接责任。宫本政于将日本教育称作“阉割”，作家猪濑直树将环境破坏和不良债权危机比作20世纪30年代走向战争的时代。京都市民奋起反对艺术桥(PONTDESARTS）的建造。总之，日本国内存在发现诸多弊端而具有发言权的阶层，这里大有希望。但，光有不满情绪是能否获得左右日本进程的势头呢？。 　　现在，革命的要素齐备了。同时很遗憾，还要继续一段时间停滞不前的因素或许更强。在政治领域里，总算在2001年春自民党中也是不满四起，选出了改革派总理，诞生了小泉政权。但是，如同阅读本书也能明白的那样，日本官僚体制错综复杂，在社会上盘根错节。同时，虽说是改革派，但在自民党的政权下，到底能否突破政界和建筑业的关系等是一大疑问。现在说其成绩还为时尚早，但现阶段可以说的是，维持现状的维持派政治家为1分，改革派还是0分。 　　卡雷尔?范?沃尔夫伦尖锐地指出：日本官僚制度为了维持其权力，没有必要依靠国民的支持。其作用在与民主进程相去甚远的其他层面里运作。就像长野县知事的放弃大坝建设宣言和德岛县吉野川可动式堤坝的事例里所看到的那样，即使大多数当权者支持地方上的反对运动，议会和省厅对此还是若无其事地漠然视之。海外新闻记者一听到从日本国内媒体上涌现的批评和一般市民的怨声载道，就会产生错觉，以为这会反映到政治行为中去，就写道：“义愤填膺的日本国民一齐奋起，会把权力夺回到自己手中！”但是，迄今为止，那样的事件一次也未发生过。 // --------------- 第十一章革命可能吗：煮青蛙(2) --------------- 　　德伐日太太的披肩 　　虽说那样，但暗流还在涌动。与马克思理论所教导的不同，在日本，大众革命是罕见的。鼓动革命的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和怀有不满情绪的下级官吏，他们被称作“精英阶层中的阿喀琉之踵斯”。而且现在，阿喀琉斯之踵正在发痛。 　　《美丽日本的残像》出版以来，我有时会作为专题讨论会提问人出席会议，受邀写专著，甚至被委任为政府机构的顾问。于是，我注意到，许多组织的中间层（几乎是40~50岁这一年龄层）对现状感到破灭，因无法产生变革而焦躁不安。关于“中间层的幻灭感”，由于没有统计，行进在出人头地的仕途上的官僚和企业干部也不会写书和写论文，因此，从文献中引用较难，只有凭自己的经验来谈。 　　1994年，我写了一篇报道，批评上野国立美术馆寒碜的展示和粗陋的内部装修。就在此后，在展览会开幕式席位上，我碰见了经营那家美术馆的某位高层官员，原本以为对方会对我的报道表示愤怒，我也对此做好了思想准备。但是，从他的口中让我听到的是这样的话：就个人来讲我认为日本的美术馆管理之差是国家的耻辱。但是，即使像他那样处在较高的地位，对现状也几乎无能为力。 　　为了就现代化的美术馆运营得到建议，该官僚从史密森博物馆（Smithsonian,美国国立博物馆）成功地召集来了专家小组。但是，要实现专家的大部分忠告，必须等待时机。同样，日本全国的中层干部也在等待时机：思想老化的上司退休，或者省厅陷入戏剧性的困境，这样自己就可以掌握领导权。未来改革者们的这个团体就像狄更斯《双城记》里的德伐日太太，她几年如一日地默坐在酒吧里，将憎恨的贵族名字织入披肩，是个暗地里的革命家。革命终于爆发时，她在断头台旁占了个位子，当人头落地就把织入披肩的名字拆掉。即使在日本，也有许多人正在等待拆毛衣的那一天。 　　革命的脚步声正在临近。随着日本与欧洲，以及与新近得到财富的亚洲各国之间的差距扩大，日本国内怨天怨地的情绪日益高涨。从古到今，作为社会结构之一，日本存在上下级关系，在国民的意识中，上下关系不仅是人际关系，也适用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国家的排行榜中，日本人当然想让自己的国家列于首位，因此在与海外的比较中一旦显现出落后，日本人的不满程度就会激增。 　　几百万日本人去海外旅游，从新加坡漂亮而有效率的樟宜机场，回到令人不快的成田机场。其差别巨大，无法忽视。在金融界，东京证券市场凋敝，2001年时价总额跌落至纽约的1/4以下。中国电影导演正在世界上争夺票房收入，而日本一大成功之作是“口袋妖怪”海外的明亮光芒、激动人心，与日本国内的灰色平凡形成强烈对比，日本人对此感到羞愧。这既是耻辱，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发动一场惊天大改革的原动力。 　　革命难行 　　近年来日本高谈“改革”，特别是在金融和贸易领域，官员也开始战战兢兢地朝着改革行进。然而，日本的改革概念有一大欠缺，就是没有向前看的姿态。改革的目的大体是停留在维持现状上，不是以常见的“犬与鬼”的方法，积极处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而是找到了一种浅尝辄止的方法：仅仅表面有变化就罢手。 　　20世纪90年代，为了回应国民的批评，日本政府高举改革大旗，但根本性的改革没有进展。比如，“狗”，也就是作为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政府想出了这种规定：官员不得从各省厅管辖下的事业中获取营利。如果想在几年内处理公务工会等的储备基金，解决公务员在那些事业中的特权，那么政府部门就必须马上进行改革。但是，日本政府却花费大量精力去变更各省厅的名称，这是“鬼”原则的典型例子。2001年各省厅撤并的结果，只是名称的更改，增加了“厚生劳动”、“文部科学”等四个字的省，对此，也有政治家批评为“平庸无奇”。至于激烈的政治策略中到底花费了多少精力，那是无法估计的；而且换牌子、合并后省厅的搬迁费也需要花费巨额资金。然而，中央省厅的工作内容却一点没变。如果在其他国家，这种“改革”也许会被称作“停滞”。 　　煮青蛙 　　坊间有“煮青蛙综合症”这一说法。在沸水里放入青蛙的话，青蛙马上就会跳出来。但是，把青蛙放入温水里青蛙心情就好多了，即使水温慢慢地上升，青蛙也不会注意到发生了什么。青蛙就这样被煮熟了。 　　在金融界，飞账手法就是保持煮青蛙的水温，掩盖失败。由于靠国家的钱支撑着，倒闭的公司和无能为力的政府机构的负责人没有机会来反省错误。另一方面，政府为了哄国民入睡，继续哼着悦耳的摇篮曲。榊原英资的《作为文明的日式资本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认为，日本优越于颓废的欧美。 　　在大海、山川、市镇和城市景观的可悲状况背后，也是煮青蛙综合症。乱七八糟的开发、标志性工程、稀奇古怪的公共工程糟蹋了国家的文化财产。但是，煮青蛙的水热得还不到烫伤的程度。因为是“古代文化”和“爱自然之心”这一摇篮曲让日本国民迷迷糊糊了。 　　如果发生急剧变化，那就是变成一个无法忍受的时代。不过，对日本来说那日子还在遥远的未来。粗看一下日本财政危机，即使银行破产、股价大跌，也不可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几乎所有的国民都没有失去冰箱和汽车。从这一角度来看，日本现在还是一个过得去、容易生活的国度。 // --------------- 第十一章革命可能吗：煮青蛙(3) --------------- 　　即使说“容易生活”，也并非说它是一种欧美人和东南亚中产阶级所羡慕的生活。对日本人来讲，狭小的房子、很少的自由时间、城市和地方的环境恶化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甚至想像不出还有其他选择。借用一下历史学家麦考莱（英文？？）爵士的话：“人们知道奢侈和赤贫，却不晓得舒适”。的确，这就是日本的形象。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日本人所设定的拥有电视机、烤面包器和汽车的目标被固定下来，直到如今成了日本现代化的极限。只要有烤面包器，如今是只要有手机，那么买房子即使有些困难，加班即使增加，环境即使变丑，也几乎没人发牢骚。因为那样的事看上去极为理所当然，就像难以回避的宿命一样，所以即使重新考虑也毫无意义。人们一边忍受困难，一边不去考虑回避或减少困难，特别是在困难悄悄来临之前。 　　亚洲之梦 　　日本有这样一种梦想：东南亚与日本携手，作为产业增长的新引擎而发挥功能。如果那样的话，日本将再次跳到舞台中央，以往政策的正确性将得到证明。倡导这种新型共荣圈的理论家典型是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白石隆教授。据白石教授说，作为其样板和具有主导地位的合作伙伴，20世纪90年代末的东南亚必须“选择”美国或日本。而且，其选择当然应该是日本。 　　至于外国对的日本批判，尤其是对认为日本模式和开发至上论如今都要破产的英美胜利主义论调”，白石隆教授表现出了愤慨。他讥讽地论述：“以法律为基础的契约、公平的规则、透明性这些自由市场的想法都很好，这些大概都是投资家所必需的投资组合吧。”“但是，作为工业化、技术开发、以及最为重要的人力资源开发的长期投资法，依靠市场行吗？” 　　白石隆教授的疑问——应该依靠什么呢？——与本书所提到的许多疑问有关。自由市场的价值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官僚的作用、正确的信息这一类问题堆积如山。搞清楚其答案需要的是时间。 　　东南亚到底“选择”美国还是日本，对于21世纪的日本是一场豪赌。赌赢了，日本就会恢复往日的霸权。在以此为基础的新产业的支撑下，日本的学者和官员不必担心国内荒芜的城市、混凝土覆盖起来的乡村、娃娃脸式的文化。各种牢骚和不满都作为“英美的胜利主义”而被收拾得干干净净，日本或许能回归迄今为止一直忙忙碌碌的工作。 　　但是，日本也有赌输的可能性。其一，东南亚各国或许并不认为除了美国和日本二者选一外没有其他选择，因为还有尚未完成统一的欧洲，也有强大起来的中国。并且，在亚洲本身，也存在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富裕起来的四小龙。那里的精英人士开始意识到，日本不是迄今所设想过的文化和经济天堂。他们质疑，理想的“人力资源开发”是否就意味着靠政府资金去填埋山谷的几百万建筑工人，是否就意味着没有活力的观光业和软件产业。泰国的电信业被迫引进小灵通（PHS）而蒙受了巨大损失。因此，对于东南亚各国是否会“选择”日本模式，似乎希望不大。 　　看来与其他的政策一样，亚洲的赌博会在不上不下中结束。日本的产业已经在东南亚占有很大地位，日本在政治领域的声音会变大。另一方面，我怀疑这些不同国家是否会完全听从日本的领导。 　　墓志铭 　　今后几十年，日本还有老本可以这样继续下去。这才是日本的悲剧，可以让日本从不上不下中醒来的也许只有破产。不容许靠储蓄换奢侈的韩国，从1997年到1998年的亚洲危机以来，不得不进行了大幅度的结构改造。在1999年，其结果是，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复苏。 　　在日本，尽管评论家和专家大声疾呼，要求变革，但国民还在睡觉。学校教学生不提疑问，听从既定模式，要“保持忍耐”。宣传机器全力以赴，持续开动，河流和湖泊现在还美丽，银行贷款结清，景气恢复马上就到，日本成为亚洲的楷模，这是《2001年宇宙之旅》的HAL之声在安慰人们。 　　而且，人们会想没，既然城市和农村都已经蒙受不可修复的打击，即使重新导入分区制和环境控制又能改善什么。如何做才能将日本的自然恢复到原样，这已经超出想像的范围了。是听之任之呢？还是从河底拆除水泥，让混凝土堤防爬满爬山虎，砍下种上了的杉树吗？如何养活靠建设省吃饭的大量工人？这是一个难题，从正面积极处理、下决心的人很少。 　　另一方面，官僚自动操纵，继续前进。理由很简单，因为资金现在还在流入。建设呈巨蛇形状的高速公路、建设萝卜专用机场，这方面的资金也没有什么不足。经济专家主张，日本必须抑制对建设的过剩投资，但为何能说那些话呢？眼下几百兆日元的资产积蓄是存入了邮政储蓄这一巨大储蓄箱里。 　　在新世纪，把革命和停滞放到天平秤上，指针停在了中间。只要不发生经济崩溃那样的冲击，停滞不前就会继续。但是，世界充满着无法想像的大变动。1985年时，有人说5年后东欧将脱离共产主义什么的，大概谁也不会相信。然而，几百万德伐日太太静静地等待着的就是那种大变动。 　　遗憾的是日本几乎不会发生经济崩溃。煮青蛙的水还将保持着温热，国民在不上不下的汤中舒舒服服地接着睡，国家渐渐走向衰弱。如果刻上“作为文明的日式资本主义”墓志铭的时刻来临的话，其铭文大概就是“煮青蛙”吧。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容柯】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